从四九年前后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然后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资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然后是“四不清干部”，文革中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是“三种人”，八九年的“六四”……到现在的“法轮功”，但不管怎样花样翻新，罪名繁多，不管“对立面”是哪种人、哪类人，都是中共政权设置一个可以倾注集体仇恨的“敌人”，用以激发人们的仇恨和魔性。当对新的“敌人”在马克思主义教义中也找不到根据时，于是各代共产教皇便动手修改不合心意的教义，以维持暴力恐怖。这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共产主义教会的教士们更是片刻不能失去其“敌对势力”。一旦失去，这个暴力的共产邪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各代共产教皇总在挖空心思地不断延长“敌对势力”的寿命，志在无中生有地四处寻找“新敌人”，并为“新敌对势力”的不断出世而欣喜若狂，大喊大叫。
让我们来读读文革期间共产邪教是怎样来设置维持和不断更新发展其“敌对势力”的。
在郑义所著的《红色纪念碑》中，有关广西钦州地区文革抽样调查报告中写道：
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已降至人类文明以来的最低点，除了“阶级敌人”的“黑八类”，紧接其后的便是知识分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诬以各种政治罪名进行残酷迫害以外，就是按常时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的也难逃劫运。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教师王庆余、侯振民提出将小学教师下放回原籍的献策信，各地纷纷照此办堙。钦州地区陆续把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大队主办，教师下放回原籍，如广西钦州地区灵山县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师。下放后，继续任教者每月仅发生活费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仅发生活费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办教师八十二人，返原籍后，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师，使十七间小学无教师授课，只好从各大队招收二百名民办教师来组织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和劳动。
钦州地区在广西也只能算一个小地区，但文革之初，据不完全统计，便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进行批斗，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一百零八人被打伤致残，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份，五千六百六十八人遣返农村劳动改造。
一九六六年七月间，广西区党委领导韦国清、伍晋南指示在全区“清理”教师队伍，随即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都掀起了一个迫害教师的恐怖浪潮。如灵山县，仅七、八月间便“集训”教师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一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致死十人，伤残八十六人，其余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监督劳动。文革之中，全县被无辜杀死、逼死的教师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间中小学就有十四间学校的三十六名教师被杀。三海公社谭礼小学仅有十名教师，被杀七名。谭礼大队“贫革”政委王培立亲自到谭礼小学，要校长开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师名单，然后在晚上率民兵冲进学校，将七名教师及七名家属、孩子捆绑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仅二十三岁，因出身地主，被杀死后，凶手将她剥得一丝不挂，并用大木棍捅入阴道，陈尸路边。
在全地区，这样残酷迫害教师的例子十分普遍，仅迫害致死一项，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县六十二人，上思县三十六人，钦州县二十七人，防城县十一人，浦北县至少十三人。
而对地富、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达到极点，《红色纪念碑》中写道:
文革中，钦州地区被无辜杀害的已脱帽或未脱帽的四类分子及其亲属共计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富），占整个地区全部被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地富及其子女亲属是钦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数。杀人还普通伴随着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
灵山县的屠杀组织者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提出“天下一片红”的口号，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格杀勿论”、“铲草锄根”。该县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类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县三海公社无辜杀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谭礼一个大队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檀墟公社杀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灵山县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灵山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钦州县“联指”的杨立佑、黄雄等到邕宁县明阳农场去接收该场清查户口时拘押的普通农民群众黄天群等八人。返钦州途中，在邕宁县那齐又胡乱抓了一个正在田间割草的赶马车的农民。回到钦州小董后，除黄天群一人外，其余八人被莫名其妙地枪杀于附近的大媪搿Ｃ挥凶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