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年初，《法制晚报》推出《法晚年度反腐报告》。本报通过搜集、整理自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曝光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借助SPSS等软件工具，定量分析出这些腐败官员的年龄、级别、涉案年头长短、贪污方式、赃款去向等特点，并请专家给予指评。
从今日起，法晚将陆续推出此次报告的具体内容及权威专家点评。
100万到500万现象
人数比例最集中 56至60岁比例最高
根据本报统计，涉案金额在100万至500万元的有73人，占整体数据的36.5%，为各金额量级比例最高的一部分。在样本分析中，“涉案金额”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来源不明财产等数额。
原西安市体改委主任杨永明、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原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等“著名”贪官的涉案金额都在这个区间。
此外，数据显示，在100万至500万元的贪污人群中，事发时年龄在56至60岁的人数占43%。原河北沧州市市委书记薄绍铨从1996年开始受贿，直至2000年被香港老板丛某供出，事发时刚好56岁。
专家点评
100万到500万“成本” 对某些人而言刚刚好
针对涉案金额在100万至500万元之间贪官最集中的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副教授表示，这个区间可能刚好处于涉案金额的一个中间段。
任建明说：“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腐败行为都要考虑到成本和收益。腐败行为的成本包括：个人及家庭社会声誉与地位损失，失去官职，由于判刑而失去自由，判死刑失去生命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损失都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经济成本。捞得太少，贪官会认为不值得，当然金额越大，难度也就越高。而且，从官员掌握的现实资源(手中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任建明认为，如果100万至500万元的金额已经大致能满足某些人的需要，那么每多贪一笔钱，对自己的价值就越少。除非有逃到国外的计划，他们的涉案金额可能要达到千万元以上的量级。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对记者说道：“由于很多官员都是在即将退休的时候才开始腐败，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时间和机遇都已经不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在几年之内不可能捞到太多的钱。”
59现象
“权力不用 过期作废”？
在样本分析中，56至60岁的涉案人员比例最高，占整个人数的33%。
2002年10月，深圳市检察院对原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劳德容进行立案侦查时，劳德容59岁，离退休还有一年。
在法庭上，劳德容说：“按一般人的标准，我的收入应该算是很丰厚了。但看到与我同期创业的一些私人老板的经济状况，我的心里感到不平衡。由于受到‘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等不良思想的影响，便萌发了在任期间多攒积一些钱财的想法。”
抱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原河北沧州市市委书记薄绍铨。
59岁的薄绍铨在狱中写下万言忏悔书。他说：“我总是想起那些离退休的老同志，工作时辛辛苦苦，离开岗位后家境却不好。我想自己退休后要是有些钱去外国生活，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专家点评
巨大反差致其铤而走险 转而谋取经济“前途”
对此，任建明副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数据表明，“59现象”仍然是我国官员腐败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说：“某些领导干部在接近离退休年龄时，待遇或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反差会很大，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认为应该在卸任之前抓紧捞一把，否则就没机会了。”
任建明认为，一般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的收入，除了较少部分的工资以外，大部分来源于一种隐性收入，包括职务消费。而一旦退休之后，这种福利待遇就不再可能享受到。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导致这些官员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也是如此看法。他说：“很多官员，在50岁之前，还有往上攀爬的希望。不过一旦超过50岁，再往上就比较困难。而这时候，他们大多数还处于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阶段。既然政治前途无戏，只好去谋求经济上的前途。”
29现象
腐败低龄化敲响警钟
与那些快到退休时才想着捞钱的人不同，一批年轻人也成为腐败的“生力军”。对于“29现象”，任建明表示，还需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他说：“一方面，这批年轻人一般都集中在银行等有条件接触大量钱财的领域，而‘59现象’一般集中在党政机关里面；另一方面，年轻人的风险意识不够强，但冒险精神却足够多。而且，他们的背后往往不像年长者那么复杂，有时候后果就由一个人承担，而不是一个家庭。”
“当然，腐败现象的低龄化趋势，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毕竟，未来属于青年人。”任建明说道。
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