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开始从网上了解到北京宣武区叶国柱、叶国强一家的抗争，以及他们为拆迁维权付出的沉重代价。叶国强因为跳金水河自杀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法律，会对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走投无路最后选择自寻短见以表达抗议和悲愤的老百姓给予刑事处罚。我想惟一的解释就是他跳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河，纵观多年我党的惯例，总是对此核心敏感地带“滋事”的老百姓给予倍加严厉的迫害，棍棒和牢狱自不在话下，甚至也曾经开枪夺去他们的生命，如此以正效尤。这样的恶法处置远远超越法律。只要几个达官下个命令就定性了。法院审理只是走个形式。叶国柱作为兄长四处奔走上访。而近日他也面临四年的牢狱之灾。
认识老叶是今年7月18日，那天六四伤残者庞梅青、因为搜集六四证据被判刑九年刚刚获释的李海、还有我及另一位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朋友一起探讨今年上半年经历的过程。叶国柱是我们中惟一一个与六四没有直接关联的。虽然我久闻老叶在拆迁维权领域发挥的作用，但这确是第一次幸会。叶国柱身材消瘦，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釦子都解开着，露着胸膛，目光沉稳，说话非常有底气。他专注地听着我们讲述，偶尔也询问或给予评论。他的小灵通不时响起，一接听起电话他就完全沉浸在和对方的交谈中。回想起来他大约接了七八次电话。内容一类是被政府强制拆迁侵害了权益的普通百姓，他们向老叶请教该如何应对，叶国柱通常会询问基本情况，然后告诉他们一些对策，并要其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后他总是鼓励对方要坚强。另一类是海外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他，有BBC和海外网络媒体的，他立即告诉记者本地发生的新情况，并把求助者的联系方法给对方，请媒介给予关注。第三类是已经和老叶一样无家可归的穷哥们，他们在电话里嬉笑怒骂一番，老叶也用老北京的犀利语言嘲讽警察和基层政府的嘴脸，最后留下的是四海为家的他们相互保重的话语。
短暂相处三个小时，很感动老叶为这个群体所作的努力，电话里的话题都是为了他人，他发挥着维权中转站的作用。我佩服老叶是条汉子，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临别之前，我们几个人着重商量如何营救蒋彦永教授，方法是组织庞梅青、齐志勇等几位在六四中受过枪伤乃至被截肢的伤残者，到301医院干休所看望蒋老师。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蒋老师还在总政保卫部的羁押中，那么干休所警卫肯定不让我们进入，并且不提供蒋老师的情况，那么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301医院找院长要人。作为这群六四伤残者，大家要找蒋老师看病，也要看望蒋老师，如果找不到，军方一定要对蒋老师的失踪给出说法。这是给军方及后面更高层官员压力的一种形式。让他们切身感觉到民间要对蒋老师的事件采取实际行动了。老叶听说了我们的方法，也愿意一道参与。我想也好，至少我们两个作为健康人，可以帮助不得不藉助双拐的齐志勇和庞梅青等。考虑到这件事情会面临的风险，我很钦佩老叶拔刀相助的勇气。那一天也很巧，下午我提前离开，为的是和刘晓波会面，而晓波开宗明义和我商议的也是如何营救蒋彦永教授。想想刚刚见过的六四伤残者庞梅青、一无所有到处流浪的叶国柱，然后是眼前也沧桑拂面的晓波。大家背景不同，但作为社会最底层，最为被国家机器碾压的一群，相濡以沫的走到了一起，而且团结起来去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抗争。
实际上就在第二天的夜里，7月19日晚11点，蒋彦永教授被秘密释放回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当路透社披露之后，我们都感到欣慰。而我们采取行动的计划也可以暂时搁置。自此我和老叶之间经常有电话的联系，他给我讲述拆迁群体面临的新问题，并约我一起去看望天津蓟县的郑明芳。我也偶尔给他介绍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我所了解的其他社会问题。
后来听说叶国柱在组织9月18日的天安门万人大游行，虽然游行示威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没有人怀疑这肯定难以成功。不过我仍然被老叶的执着打动。他们才是尊重宪法，“认死理儿”的老百姓。8月底接到叶国柱儿子叶明君的电话，老叶被东城区的公安骗出来“谈话”，然后就受到拘留。8月27日那一天叶国柱似乎有所预感，把身上的小灵通、电话本、以及仅有的一些钱都留给儿子叶明君，这项决策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外界和老叶的家人联系没有中断。
叶明君今年22岁，以前还有父亲相伴，现在一个人四处飘零，借住在不同的亲属和朋友家，警察还不断给予骚扰。作为老叶的朋友，我和明君经常有电话往来，我能给他的支持就是安慰和鼓励。明君告诉我他自己生活以及老叶案件的情况。
11月下旬，我又一次从河南爱滋病村考察孤儿生存和病人用药的情况回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呕吐、晕眩、厌食等等症状开始出现。有两天的时间只能卧病在床。11月23日叶明君通知我26日周五开庭，但24日又告诉我法院忽然改在27日周六开庭。我们不清楚官方在变换甚么花样。我的病情仍然在加重，26日我到靥骋皆杭觳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