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二部为满足军事战略情报需求而从事搜集活动的军事特使，
属于该部特使处。特使处又叫三处，有四百多员工，按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区对特使搜集活动的重要性，又被细分为几个小组。其中最重要也许是最活跃的一个小组是以土耳其为基地。另一小组设在非洲。但不知道那些小组的活动中心在哪里。中国军事特使搜集有关外国武器技术、战争规模、军事学说、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情报。很多这种信息都能从公开渠道得到，但敏感技术一般来说还必须采取秘密方式才能获得。
中国军事特使肩负秘密搜集情报的责任，所以，应有内部培训项目来训练他们这方面技能，培训项目包括谍报技巧和语言能力。南京外交学院最近又重新命名为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 学院就是二部培训谍报技巧和外语能力的学校。
二部还有三个情报分析处，负责对特定地域的目标进行深层次的情报分析：四处集中了解独联体和东欧的政治军事政策，而另一处即六处则把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上。另一机构被称为美国或西方国家分析处，即五处。该处在进行政治和经济分析时主要利用公开渠道得到的出版物。该处驻美国的分析家常常要在美国工作很多年，因为这一特殊的研究在中国情报圈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可能要花相当多时间和精力来培养语言能力强的分析家，这样他才能辨别出美国和欧洲公开出版物中所反映的文化和政治信息。五处最喜欢的两个美国资料来源就是国会的报告和RAND公司的文件。
二部新成立的科技处，又叫七处，职责是研究、设计和开发技术。有六个研究机构属该处管理：开发谍报设备的第五十八研究所、生产技术性援助设备的海鸥电子设备厂、北京电子厂、第五十七研究所、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中心和该处自己的计算机中心。七处的存在表明，二部正在考虑和策划瞄准国外未来科学技术的谍报活动。军事技术搜集单位和科研中心的密切关系，强有力地证明了技术情报援助在武器计划进展过程中所起的明显的作用。
二部还有以下几个部门：
档案局 收藏海外的公开出版物。一个下属单位就是对外军事出版公司，该公司负责翻译和重新出版其他国家的军事杂志。
机要局 负责处理、传达和收藏机密文件，还为文件的分类统一标准。
综合局 为工作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如交通、办公设备、娱乐中心和饮食。
警卫局 负责中央军委委员和各总部领导的人身安全。在二部各机构的安全工作中它还享有司法权。据说，在预算和支配行动方面该单位享有最大的自主权。
总参三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听。也就是通过设在各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进行电子情报的截收工作。情报人员以前全天24小时监听监看外国电视，现在又得增加对电子网络的监视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总参二部也好，三部也好，都不仅仅从事军事情报的工作了。比如，总参三部目前有十三万大军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据说，所有的国际长途电话都是监听并录音的，只是在录音设备上预先输入一些特别的词汇，例如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一些敏感的事件名称、以及一些隐讳的词语，当录音机感应到这些词汇时，就会自动跳起来，这时监听人员就会立即对这个电话进行跟踪监听检查。有关..、****
等名称是肯定会让录音机的键子自动跳起来的。而且这个部门也同时截收海外的传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都是由总参二部派，不是由外交部或国防部派。武官是军职的，级别最高的是驻美国的武官，正军级，军衔是少将。住其他国家的武官有些是正军，有些是副军，但是驻多数国家的武官，都是正师级，也就是大校。
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原来曾任总参二部的副部长、部长。姬胜德于一九九五年接任部长职位。在九九年，由于被指牵扯远华特大走私案而被调离部长一职，被调到军事学院下面的一个部制定军事条例，当副部长，实际上是降了半级，随后不久就被正式逮捕。
总参二部有五个局：广州局、北京局、天津局、上海局、沈阳局。而这些局都是以驻这个城市的某某办公室的名义出现。比如说广州局，就是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就在二OOO年十一月，北京这个办公室的正、副局长，正、副政委全给撤了，因为这些人是姬胜德的部下现在二部北京局的局长姓郭，原来是驻俄罗斯的武官。
总参二部的职责是对外搜集情报，从地域上看，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归总参二部管，可是地方上的事情总参二部有时也会介入。
在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广州、兰州、南京、成都、济南、北京、沈阳）又各自有七个情报部，但级别不高，属正师级。而总参二部是正军级。所以姬胜德是少将，是正军级。熊光楷当上副总长之后提为上将。军队情报系统的业务有些交*。例如，在对外派人方面，特别是在派驻香港方面。但一般来说，港澳以外的地区，例如派到加拿大、美国的军情人员，肯定是总参二部派的，而不是军区情报部派的。
另外，总参二部研究机构的对外公开名称是“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以凡是战略研究协会的专家学者，都是总参二部的军官。比如说在陈水扁上台以后，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经常发表针对台湾讲话的一位年轻的学者辛旗，这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秀才。总参二部的情报水平比国家安全至高很多，因为它从红军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因而，有中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称。
三种情报人员：密工、商干、挂靠
自从中国军队开始搞第三产业以来，军队的走私就越走越大。吸引了社会上的许多人以有军方背景为荣，更希望以有军情背景为靠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自称是总参二部的人呢？因为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有三种人：密工、商干、挂靠。第一种人是总参二部的专职间谍，是在编制内的，这种人在圈子里被叫做“密工”，这一类人基本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间谍。而国安部和公安部的这类人则都叫“密干”，也是在公安或者国安内部编制里的。
第二种人是半在编的，在圈子里被称为“商干”，说他们是“半在编”，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报部的电脑，但是人员并没有进入军情系统的行政编制。
中共情治系统在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只用军情系统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个叫张鹏的，在广东出事了。不管是打人了，抢劫了，还是开地下妓院了，只要没有死人，公安来抓张鹏的时候，张鹏就可以说：你不能动我，我是搞情报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张鹏出境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公民到香港时只能带六千港币的规定，随身带了六十万港币而被海关抓住的话，张鹏又会告诉海关的人，你不能动我，我是情报口的，是某某的人。这时海关就可能会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去问。而因为张鹏的名字是上了情报口电脑的，那边一查就说：张鹏是我们的人。这样确认了之后，海关这时就只能放人、放钱。
其实在第二种人里边，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于“密工”的，是既上了军情电脑名单，也正式发了军装的。并且，在名义上还有一份工资，军委是认账的。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因为搞情报工作牺牲了，那么这笔钱会交给这个人的家属。可能平时这份工资并没领，但是国家会替这个人存着。
另一类人其实并不做情报，也可以说这类人进军情部门纯粹是为了平时能够靠二部的关系作买卖赚很多钱。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时，这个人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所得，捐给国家，支援中国的军事情报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种人被称为“挂靠”，社会上这种人最多。而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挂靠于军情在地方上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下边的。比如说：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负责人分主任和政委。原来五办的政委叫傅军，级别相当于广州军区情报部的副部长，他原来是广州军区人事处的处长。
而这些办公室的下边又设有很多处，比如：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广东省的办公室“五办”，它下面又有五、六个处，每个处都有处长、副处长。
而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情报口的十六字方针的最后四个字就是：商情两旺，这也叫以商养情。
由于挂靠上军情部门，等于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险，并己有经济上的巨大利润。这样社会上些做生意的人就会利用情报人员的特殊背景在社会上活动。所以一时间这类的办公室在地方上越来越多。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的时候，给...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三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举个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X公司]的名义出现的。
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下令军队和商业脱钩，但是不包括军情部门在海外的公司。
笔者遇到了一个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朋友。他告诉笔者，他移居香港后，见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队认识的一个战友，这位战友也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早些时候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战友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属于“挂靠”的第三种人往往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意人，而这种人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就更多。比如说某个个体户，他跟“五办”的某个处长熟，就跟这个处长说愿意给这个处长做事，这个处长如果看上了这个人，就说，好吧，你是我们的人啦。然后会发给这个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的工作证。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这个人是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他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搞情报的人。这种人在整个情报系统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会上最能唬人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话，本人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这种为情报口做事的第三种人喜欢到处去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但实际上，这种人的名字并不在电脑上。这个人维系和情报的关系就是靠搞定某个办公室的处长或其他头目。然后，就可以打着情报人员的招牌去做买卖，做成买卖后，这个人通常会给这个处长一些回扣。如果这个处长把这部分钱上交了，那么总参二部就替这个人出个公文，证明一下。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王鹏的，要带六十万美元出关，如果这个王鹏是“密工”或“商干”，那么王鹏就会顺利出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王鹏只是属于“挂靠”，在情报部门的电脑上没有王鹏的名字，那么这时候，所谓“几办”、“几办”的身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由广州军区出一个公函，说王鹏带的这六十万美金是替他们带的，是到境外搞情报工作的需要。那么这六十万美金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但是这样做，要事先和情报口打好招呼，说好分给对方多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王鹏想在深圳开一家桑拿浴室，营业中有卖淫的成分，公安发现了要来抓王鹏。遇到这种种情况，王鹏就要先和“五办”说好，答应把赚到的钱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红利给广东“五办”。这样，“五办”就会在公安来抓王鹏的时候，以情报部的名义出一份文件，说这个桑拿浴室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点，是情报部门设的。然而，这样的人的命运往往都
掌握在那个处长的手里。对于这种挂靠关系的人，处长不用向主任报，自己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福建、广东、广西出来混的个体户，都拿着个“几办”的工作ぁ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