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这一重大的突发事件，国际互联网路再次展现了纸媒体时代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三君子被捕的消息不到一个小时，国内外很多网站就发布了这一消息。而此刻，中国的秘密警察仍然在警告余杰的夫人刘敏小姐和及时赶来的李和平律师：“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和任何媒体，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很显然，中国的秘密警察的警告缺乏两个基本的常识：一，网路时代的基本常识是“没有看不到的信息，也没有发不出去的信息”，秘密警察意图封锁消息是绝无可能的，这说明他们缺乏起码的网路常识；二，法治时代的基本常识是所有的执法行为在形式上都应该是公开的，秘密抓捕、秘密侦讯是违法的，警察对家属和律师的警告更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组织无法无天、蛮横无理的恫吓，这说明他们不仅违背其职业伦理，还缺乏起码的法治意识。
警察为什么会作出这种违背常识、天下侧目的事情？这种行政行为仍然体现了这个政权基本政治理性的匮乏。
是的，中国知识界不仅不会否认、而且会认同和赞赏中共1978年以后的进步，这种进步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甚至是革命性的，但是在政治领域，中共这种党国一体的独裁体制没有任何变化。独裁体制未变，其基本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就不会有变化。在中国逐步开放、社会渐趋温和的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独裁行径的痉挛性发作。
这种痉挛性发作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轮回。每一位中共的新任领导人完全掌控权力之后，几乎都会玩一次全面收紧的布局。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前是党内的反对派，他曾多次扮演党内受难者的角色，一旦掌握绝对的领导权，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也曾被毛泽东整肃，在八十年代初执政根基未稳之际，他也曾适度允许民间民主诉求的存在，一旦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就开始了对西单民主墙的弹压；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之后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就开始对国内刚刚泛起的政治小阳春予以绞杀；从胡温体制上台两年来的政治脉络来看，胡锦涛很可能再次踏着“先王”的足迹，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完成登基大典以后，开始对“八九”以来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温和的民主力量进行全面封杀，并将刀锋直指在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余刘张三君子。
胡温体制的这一作为暗藏杀机，很可能是全面镇压的先兆。正如政论作家王怡先生所言：“他们动手了！”几乎同时，网路上也是一片尖叫之声。那一刻，中国知识界再次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那一夜，中国的知识界无人入眠。
不锈钢老鼠刘荻说：“那一夜我几乎没睡觉，鼠毛都竖起来了，害怕半夜有鬼敲门。”
“天一下子就黑了！”王怡先生说。是的，中国知识界很快就意识到，八九以来含辛茹苦攒下来的一点民主化的财富有可能再次被洗劫一空，余刘张等民主宪政精英有可能再次被推上受难者的祭坛。
胡温体制这一次的打压会是什么样的规模？打压到什么层级？是大小通吃还是各个击破？是刺刀见红还是敲山震虎？这些深藏在黑箱里的镇压计划中国知识界无从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和国内的局势已经今非昔比了。
经历二十多年的经济自由化，不仅党国资产迅速分化和流失，还在党国资产之外形成了庞大的产权明晰的私人资产。这些资产是体制外力量的坚强后盾，是和党国体制博弈的重要砝码。
除此之外，中国大陆的体制外力量更趋温和。“我们没有敌人！”是余杰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余杰先生从一个“一个也不宽容”的当代鲁迅，走向了十字架，并最终成为一个“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敌人”的基督徒。在大部分体制外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不是敌人，6600万共产党员也不是敌人，他们是人不是魔鬼。在“文革”期间暗无天日的大牢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林昭女士仍然看到共产党人身上还残留着的人性的光辉，并为之而喜悦。在资讯时代的今天，体制外人士更是看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巨大变化，他们不仅开始逐步恢复人性，而且从老一辈的革命草莽演化为新一代的具有现代理念的专业人士。正是基于对人性的信心和人性的呼唤，刘晓波、张祖桦等很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像余杰先生一样从文革伤痕、八九镇压的悲情中和仇恨中走了出来，寻求暴力之外的和解之道。
其实，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真正的共同敌人不是别的，就是 “一元化的威权体制”。表面上看来，一元化的威权体制是既得利益者的天堂，但是获得这种天堂的代价就是把人变成了魔鬼。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以及现当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再次表明，只要有一姓之专制或一党之专制的存在，无论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它们的人性都会受到扭曲和戕害。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浓厚的悲情色彩的受难者。但是他们一旦用暴力手段成功颠覆国民政府并成为新的统治者以后，由于没有完成在野时承诺的宪政改革，没有自动革除一党专制的毒瘤，反而变本加厉地实行同态复仇和新一轮的暴政，共产党人也就迅速从受难者转变为施暴者，从人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