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以来，全力维持稳定、高歌繁荣和加强执政能力的北京政权，却接连遭遇来自边缘地区的严峻挑战：少则千人，多则万人，甚至几万人、十万人的大规模官民冲突频繁发生。
据香港杂志《动向》十月号报导，十月四日，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九月份社会秩序治安情况的内部通报：全国除天津市、西藏自治区外，示威抗争活动发生在二十九省（区）的一百七十多个城市和三百九十多个县乡，发生了五百二十多次规模性游行、示威、集会，全国城镇和农村共有三百一十多万人次参加游行、示威、集会和上访。在这些游行、示威、集会中，发生了七十多次官民的街头冲突和一百多次冲击、占据市县政府机关大楼，并有焚烧、破坏建筑、车辆等恶性事件，致使近二百名公安、武警和机关干部受伤，被控以组织肇事和实施暴力的罪名而拘捕的民众高达上千人。
另据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全国去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２００３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１５％，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级。
城市游行、示威、集会抗争、诉求的主要原因为：（一）国企下岗、解散、合并，职工得不到合理补偿和安置；（二）群众合理权益和权利受到损害、剥夺，引发抗争和诉求；（三）社会反对党政、公安、司法部门腐败、滥权行径和活动；（四）社会贫富二极化，激起社会中下层抗争活动；（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社会关注事件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公，引发社会反弹。
农村的游行、示威、集会的主要原因为：（一）地方政府部门损害、侵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利益；（二）政府部门各种杂税，逼迫农民反抗；（三）克扣和拖欠农民民工工资；（四）抬高化肥、农具、种子价格；（五）强制农民无偿修建工程和强行征收农田。
同时，一些地方如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已经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和“农民代表会”等自发组织，不仅领导农民的维权运动，甚至要求公审和处决被称为“恶霸”的乡村干部。而且，许多知识精英和法律界人士加入农民维权，他们为农民提供文字、物质和法律服务，帮助农民公布维权诉求，向外界透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维权的打压、对维权代表的迫害。比如，律师俞梅荪、李柏光，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等人，一直在帮助福建农民和河北农民进行维权活动。
最受媒体关注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１０月２７日到１１月７日，该县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集体冲击显政府事件。因不满政府的黑箱作业、强制移民和过低补偿，该县数万农民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在与武警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捣毁设施泄愤，政府机关被迫停止运作，全县店铺关门，市场关闭。只有医院、邮局、银行开门。为防范事态扩大，四川省地方政府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再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据传有多人死亡，数人重伤，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络被管控。
１１月３日，雅安市政府不顾农民众的抗议而通告水电工程开工，上万名库区居民再次奔赴工地阻止截流施工，又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据《中国时报》报导说，已有两名公安死亡，工程汽车和载运公安的大客车各被烧毁一辆，甚至前去平息冲突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也被近万移民控制。据ＢＢＣ中文网报道，军警开枪镇压，７名农民被打死，四十多人受伤。也有其他境外媒体称有１７人。政府已经把事件定性为“暴乱”，当地电视不时敦促极少部分犯罪份子自首，并呼吁群众回家。
据《东方日报》报道，汉源事件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当局把汉源骚乱定性为中性的“大规模聚集事件”。１１月８日，中央工作组到达汉源，工作组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在汉源县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传送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四点重要指示：１，群众的利益是大事，一定要把移民的问题解决好，在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没解决前，瀑布沟水电站不复工；２，维护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３，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要以群众利益为重，维护移民权益；４，保证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支持西部大开发。
汪洋表示：群众阻止截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移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意见是正常的，希望移民有什么话尽量说出来，并向政府反映，对这些群众一律不得追查。汪洋最后说：中央工作组是来帮助四川省委工作组解决问题和维护汉源的社会稳定的；问题不解决好，他不会离开。他还说：调来武警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对付老百姓的。但是，当局在强调维护移民利益的同时，也将严惩趁机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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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官方媒体上，依然是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甚至就是 “太平盛世”，而在底层民间的反抗中、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和在境外媒体上，中国当下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最典型的就是“万洲事件”，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长期官权霸道压抑下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就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足见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二、地基正在一点点下陷
对于六四后十五年来的中国现状，西方国家大都既惊诧又困惑：经历了举世震惊大屠杀的中国，跛足改革下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中国，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经济高增长和社会稳定？
的确，六四后的中国局势，使无数关于中共崩溃的预言破产，似乎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体制，根本不必重建急遽流失的道义合法性，也不必修正跛足改革的策略和改变陈旧的政治制度，而只靠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和铁腕镇压就能基本上维持政权稳定。然而，首先在经济上，穿透作为改革橱窗的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繁华表象，深入到更广大的落后地区和边缘城镇，人们看到的却是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落伍；透过少数精英阶层的贪婪、富足、挥霍和腐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令人震惊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的畸形残缺。其次，在政治上，在官方全力标榜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等政绩时，政治制度造成的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人权灾难，不断受到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挑战，也遭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谴责和压力。再次，日益独立的个人及其民间力量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官权压迫的承受力越来越低，对社会不公和自身苦难也越来越敏感，反抗性越来越强，必然导致自发的民间维权运动日益高涨。由此形成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党魁不断提出的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也好，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断淫威也罢，已经无法完全左右民间的道义偏好；管制媒体也好，加强封网也罢，官方也无法完全封杀民间的声音。也就是说，民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评判系统，正是在这种独立于官方评价系统之外的民间道义标准，不断地成就著名扬海内外的大陆中国的道义英雄，比如丁子霖、鲍彤、蒋彦永、高耀杰等人。
从政权控制社会的有效性的角度看，独裁强权控制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强盗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少数人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事实上，跛足改革已经让百姓付出巨大的综合代价，不仅是普遍腐败、金融黑洞、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沉沦，而且持续增长的巨大债务正在透支着中国老百姓的未来。所以，对于全力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来说，中国现状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地基正在一点点下陷，官方为了保住坏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