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本世纪从崛起到胜利，又从胜利走向崩溃的一场血腥的历史悲剧。东德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审判案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对目前尚未崩溃的若干共产党专制国家具有启示的意义，对那里的统治者及其干部，也会有相当的影响。套用一句共产党人列宁的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德的政权交替完全是和平交接，没有任何暴力。对于这些党中央高级干部的审判也非常冷静、理智，所以也具有时代的意义。
血债无法用血偿还
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柏林墙崩塌之后，一度赖在苏联不走，想请求庇护，可是戈巴契夫并不愿收留他。他觉得在苏联混不下去，只好回到德国。刚一回来，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却得到保释出狱的待遇，原因是经医生会诊，确诊他患有晚期癌症，来日无多。昂纳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飞往他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南美智利圣地牙哥。在那里，他只熬过了半年，平静地去见马克思了。
转眼过了8年，1997年，人们对于东德政权的罪恶依然没有忘怀，初审都是在97年进行的。昂纳克的继承人、东德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东德最后一任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统克伦茨，也被柏林法庭传唤到庭，接受审判。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对于德国国家检察院来说，克伦茨等3人的审判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东德旧案中最具有意义的一场官司。各方面的人们都注视着这次审判的结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审前预先声明中提醒公众说，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来洗尽历史的冤案，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害人当年的命运昭告世人，历史无法重新倒转重来，血债无法用血来偿还。
柏林地方法院。前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已经预告了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总判决结束1个小时之后举行。可是历史不由人算，97年8月25日，当审判长在莫阿比特法律宫500号公堂上宣布判决的时候，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显得嘶哑起来，他念道：由于可能发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给予免于拘捕待遇。然后他说：“克伦茨先生，因此，您必须被当庭逮捕”。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是今年60岁的克伦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间崩溃下去，脸色惨白。他向他身边的儿子张望时流露出苍白的惊恐神色，尽管他向过去的同志们举办告别会的时候，口出大言，夸夸其谈，言辞慷慨，激昂亢奋，毕竟当左右的卫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须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时候，他也露出了羞惭之色。或许他还怀抱希望，或许还会发生变化。在前两个审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乐观地预计，如果他被监禁，至多也过不了2000年。而且考虑到联邦法院必要的复审，很可能紧接着还有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诉和在欧洲法院的抗辩，一拖就是几个月，乃至一年，示威、讨论，克伦茨跟共产党“英雄”们站在一起，仍是个头面人物。
他坚决地宣告：绝不接受这一判决。而法官霍赫先生继续宣读证词。观众席上，跟以前共产党干部受审一样，总是多半是坐满了年迈的社会主义统一党老党员们。他们非常退让自持地低声咕咕哝哝，不敢高声说话，变成了一片嗡嗡声。会场上另外的人则是当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亲属遗孤。审判长指出：当然，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各国的影响在这一边界线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消解个人的法律责任。
不是季米特洛夫
当克伦茨在法庭当场被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老年人高声喊叫起来：我们继续跟你站在一起！另一个老年人按照20年代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的方式举起了拳头；一名老妇人尖声叫喊道：“埃贡（克伦茨的名字），我们和你团结在一起！”
克伦茨好像一直在休克状态中，然后他忽然大声地回应喊道：“我不会屈服！”这场面难免使人想到过去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坚贞不屈和视死如归－－64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爲国会纵火案的罪犯，那是希特勒政权故意打击进步势力的阴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出来爲共产党人或者犹太人争辩，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今天，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僚可以对报刊发表辩护之词，甚至提出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功罪实在太昭彰显著，几乎无可争辩。所以这一幕场景缺乏悲壮气氛。恰如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里很有趣地总结过：历史往往会重复出现某些场面，第1次总是悲壮的正剧，第2次则是滑稽的闹剧（大意）。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64年前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共产党人罪犯受审是因爲他们杀害和迫害过千千万万的人民。尽管今天的民众很少愿意同情他们，罪犯们仍得到律师的协助，可以提出申辩和上诉；而且还有团体和报章提议赦免他们。越是这样，这种戏剧性场面就越显出闹剧的滑稽意味。
血案与争议
克伦茨因爲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处6年半徒刑；65岁的前社统党政治局委员、经济学家克莱伯尔3年徒刑；67岁的前东柏林市社统党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3年徒刑。
量刑的依据如所预料，被告克伦茨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并在政治局会议跟另两名被告一起起草了两德边境（柏林墙）监控制度、或者将这些规定具体化。以此爲发端，一系列命令之链层层下达，霍赫法官指出，这一命令之链环环相接，从边防部队司令部，直到各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执行这一命令。命令让那些监视边境的士兵对准向西德逃亡的东德公民扣动了枪械的扳机。这一伙人爲了他们的边界的“安全”，爲了他们的利禄，竟不惜杀死许多生命。
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那些白色十字架，有的刻着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地雷无人区，以及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像。
再读一读下列几则消息吧：
97 年3月3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判处缓刑21个月和20个月。今天他们分别已经61岁和 55岁了。1962年8月17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50分钟以后，这个不满18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血案。1995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50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爲了正义，而不是爲了仇恨。”
还有一名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米夏尔．施密特，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爲共同原告人出庭。他的情绪实际上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97 年11月27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另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1986年11月24日，年仅25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两名士兵的处境，有点类似中国“6．4”惨案中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群众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党中央之命开枪的；在当时激烈的冲突中，他们也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 如果事隔多年以后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审判“6．4”屠杀的元凶，对这些士兵也应当给于法治宽容的处理。
面对狡辩，依然温和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更坏得多啊。步出法庭的时候，这位出身萨克森州的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另一个受刑者沙博夫斯基的脸型也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因爲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9年监禁”，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近到黑森州坐监服刑。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高等法院。逮捕后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茨的律师则对 “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抗辩之后不久，克伦茨又获假释。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同时他也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爲证人的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