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准备好了，趁着放风的机会，冲过人群向墙体猛烈撞去，并且计算了用几步越过囚犯，几秒钟到达墙体，并且要形成多少冲击力才能增加惯性都做了精确的计算。
第二个工作，是要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留给世人看，留给儿子长大后看，让世人知道，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出于爱，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是爱之切、责之苛，现在选择结束生命，也是爲了爱……，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将想法记录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他有时候写的神采飞扬，有时候写的泪流满面，他放不下的是儿子杜红玉与妻子夏春蓉，他有愧于他们……
他的反常举动被公安安插在36号室里的密探（眼线）窥视出来了，并且悄悄地对看守人员进行了举报，看守所的领导找他进行了谈话，并在谈话的机会里派人看了他的笔记本，从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放风的时候都有两个人紧跟在后面。随着时间的磨练，杜导斌自杀的念头才慢慢打消。
起诉阶段，孝感市检察院爲弄不到杜导斌亲口承认的“煽动颠覆”等字眼而大伤脑筋，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想从杜导斌口中承认“煽动颠覆”的目的，要杜导斌认罪，但杜导斌矢口否认。
三月的一天，检察院又一次对杜导斌进行了提审，提审人员除赵兵、胡泽英外，还有一个年逾五十岁的妇女，赵兵等人开始并没有介绍其身份，杜导斌后来才知道她是孝感市副检察长，姓周，周检察长是从湖北省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周检察长说话很友善，思路敏捷，她对杜导斌说，他的文章她都已“拜读”，认爲杜导斌很有“水平”，奉承他又年轻，又有官职，很有前途，他们检察机关不想一棍子把人打死等等，接着话峰一转说，只要他承认了错误，承认有罪，承认其目的是爲了颠覆现政权，他们检察机关就可以做不起诉的努力，杜导斌早已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承认了写文章是爲了“颠覆现政权”，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何况，这种认罪也违背他的本意和初衷，他坚定地对他们表示，他不会认罪，他的文章符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没有违背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由此，他与检察官曾有一次精彩而有趣的“对话”：
问：在墙上贴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立即被水淋了，没有人看见，第二天早上你就揭下去撕掉了，你的行爲也已经触犯了刑法105条，构成了犯罪。
杜答：105条第二款要是按这样执行，那么，全国的每一面墙上都得安装一架摄像机，摄下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由于高喊“打倒共产党”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爲了维持法律，得给每一个人身上戴一个窃听器，做不到这一步，就是公检法的失职责任，请问，这种“法律解释”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检察官们面面相觑，答不出话来。）
问：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必须受到宪法第51条、刑法条款和民法条款的制约，言论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
杜答：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其一、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不是宪法赋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宪法只是列举出来以示国家机器对此给予重点保护；其二、宪法条款不应受刑法、民法的约束，上位法不受下位的约束是常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约束，说明刑法、民法相关条款的违宪失效，而不能说明行使宪法权利者违法；其三、你们对言论自由的界限理解不正确，言论是自由的范畴，在言论的范畴之内，一切言论都是自由的，在言论的范畴之外，就没有言论自由，如果在言论的范畴之内，还要界定言论自由的范围，无论这个范围是宽是窄，都是损害言论自由，导致言论没有自由；其四，言论自由首先是保护说错话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讲的话是对的，那么，还要宪法条文来提供什么保护呢？
问：刑法第105条第二款是行爲罪，不论口头、书面或是其他方式捏造、借题发挥，故意歪曲，只要言论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或是间接的故意，不需要产生后果，对后果采取放任的态度，同样可以认爲是犯了罪，与扳道叉、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性质一样严重。
杜答：这种比喻很可笑，言论怎么可能与扳道叉、生产有毒食品相类似呢？言论受到国际法和我国宪法的保护，扳道叉、生产有毒有害的食品是人人痛恨的现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你的言论很可能根本没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同意你观点的人未必按你所说的去做，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杜导斌侃侃而谈，他将检察官们的观点反驳的一无是处。
2004年10月21日于广州
－－转自《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