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中宣部”一文在网络上传开以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作了有缩略的文字报导，一些对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也作了报导，紧跟着一些外国媒体如纽约时报也作了报导，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几十家媒体报导了这件事。前不久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告诉我说这篇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后，学校很紧张。主管教学和意识形态的副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都来找我谈话。谈话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是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因为在大陆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这种很知名的人士在单位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他们一般是遵从这一点的。
我最初5至10天决定不见了，后来我觉得不对。我所在的学校领导限制我见外国记者西方记者，我头脑里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权利义务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我们大学的学校教师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既然通过外交途径把他们请过来，那么我想他们就有权利在中国采访，而中国公民也应该有权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想清楚了这样的道理，我觉得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后来我突破了这个给自己设置的樊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想采访，我说可以，都可以见。
等到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中间没有什么事，我的课还在进行，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书，收了我的这篇文章和其它与中国新闻业有关的文章做一个集子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一个共同社的老记者，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中国同胞。从那篇文章在网络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这时候出版社想出版，找我写个序言，我说可以，题目就叫“后讨伐中宣部时代”。
本来这篇文章我没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当时有个“南华早报”的记者，是个老大姐，她说听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发给了她。她就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让他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香港那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发表了。我特别吃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简直不得了，再一再二的。既然发表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等着看后果了。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我带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在那儿军训的时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军训还有一周的时间结束，我觉得挺紧张，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想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紧张，想死的念头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惧的自由，那个时候确实挺恐惧的。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学校花了六百块钱打出租车把我从那接了回来。回来后，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开会，比较正式，学校的头都在。会议的两个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是不要见外国记者；当天也就是8月26日让我写一篇保证书，做为将来如果我言而无信翻供的文字证明。
27日我写了一份文字资料，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我说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个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说了两件事，2003年SARS是“时代周刊”报的，1943年一甲子60年前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最后挽救了这场灾难，就像SARS在中国蔓延那样。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在那篇小短文里，我又提到根据我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或大的肿瘤，在人们议论它的时候，五六年内能除掉，小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解除。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文里我还提了为什么要写这类文章。我觉得自己很仁慈，中国人本来很苦，还不让报导灾难，我受不了。高攀一点可以说是慈悲。我没有立场没有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一个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另一个是诺贝尔和平奖。我想这两个奖把校领导吓着了。这个东西写好后，27号我交给他们。9月2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我的逻辑是可能我流露出来的意思，使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个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9月2日停课。9月17日的时候院长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也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
9月2日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9月17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到北大正好三年，感到心里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事做，或者做个自由作家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去种地养活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路不是很多吗？就这样把黑暗期转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之前，中宣部就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我听说是副部长开了一个挺高规格的会。这样香港晨报就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然后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给我打电话确认这个事情，我说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事，他说晨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
这时我在想要不要见外国记者？要不要写文章？后来我想写文章和见外国记者都是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时我的头脑里有了新的理念，思想性的火花。就是中国社会必须有两个解放，一个中国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另一个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我批评中宣部，结果学校停我的课，新闻学院停我的课，我觉得中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它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的？我怎样才能解除这样的行为，也就是停我的课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的教学有问题，是学院管的范围，学院可以停我的课。我批评中宣部是宪法规定的权力，不是我的院长或书记所能给予或剥夺的。但是在中国就是这么贯彻的。包括揭批法轮功，也是因为具体的单位的领导找人谈话，甚至……，结果把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实际上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信仰问题属于宪法范围，不在一个村支书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说还有一个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
这篇文章是在亚洲周刊还是明报月刊登出来的。文章发出来后，我感觉到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次我碰到我们的书记，他没有太责备我。我推断的逻辑是，他可能认可了我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公开报导以后，这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觉得我说得有道理。这里我有个想法，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公开化、透明化，它是有力量的。如果是觉得很隐私的事，或者是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我就不说。那不说的话，你就很被动。我觉得还是要说。我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思想，一个理念。我在最近两处文章中谈到，梁启超当年在他的文章中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我焦国标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走路要带阳光，我要把路照亮，我要照亮一些东西。我的行为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理念在支配着。让它亮起来，你也就不那么被动。
上上周我去南京大学参加一个论坛，“先锋博士论坛”。我去作讲座，后来被取消了。我在火车上时，组织者就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安全局都打电话了，说不让做了。但是我还是去了，最后没做成。这件事他们做了一些宣传，海报啊，网站啊，很多的。所以很多好远的，有从苏州到南京去的，苏州到南京是单行道，有相当一段得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还有安徽和其它一些地方，整个南京、中南中国的相当多的大学里都知道这个消息，从上海、杭州到南京的就更多。取缔以后，我就给亚洲周刊的江旭新（音）打电话说了这个消息，他就作了报导。这里我提出来一个想法。我想告诉参加论坛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实际上是想这样来结尾我的报告。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大选，成功了。当时阿富汗大选正在进行。我们知道阿富汗是一个部落水平的社会，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一、二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一个部落水平的国家，一个由上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都能举行大选，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整块的大陆的中国，什么时候能举行大选？我把问题提给学生。我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我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写封信，让他不要再劳心劳力遴选接班人了，把选拔国家领导的权力给中国的老百姓。
这个亚洲周刊也报导了。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这个提法提出之后，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有什么特别大的对我有什么不利的，我还没有感受到。这次来的时候，在飞机上一、二十个小时，我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不单要给胡主席提一个要求，别再劳心劳力、很费心地去遴选接班人，把选择让给老百姓。在路上我想了另一个角度，我们发起一个抵制遴选出来的接班人的社会行动，就象抵制日货或什么货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的民主大潮中，在周边国家都举行了大选的情况下，他遴选出来谁，而这个人接受了国家权力的馈赠，我们可以把他认定为国民公敌，可以把他认定为民族败类，认定为炎黄的不孝子孙。我们不是祭奠炎黄吗？到时候也可以到黄帝陵去祭告，中国出现了非常可耻的子孙！我为么这样说呢？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说，在世界上我们是大门大户，可是我们的各级领导的遴选方式是非常的偷鸡摸狗的，非常小的小儿科，非常低的恢治拿餍问健Ｎ揖醯梦颐敲挥辛趁妗Ｎ沂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