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来说，中国实施的网路控制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网路立法、网警驻守、迫害线民、关闭网站、封锁海外网站、监管网吧、监控电子通信、实施过滤词制度、网站自律以及建立网路资讯举报中心等。种种迹象表明，1996年到2004年，自由主义在网路上的八年抗战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对网路的导向性控制 --一些完全在底线上发言的独立网站已经荡然无存了，“网寇”的大扫荡取得了初步胜利。
因此我愿意对网路自由主义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评价。一方面，随着网路扫荡的深入，网路自由主义渐渐开始和90年代平面媒体上的半吊子自由合流，政治底线开始失守。令人费解的是，就在不寐论坛、民主与自由论坛、自由中国论坛、北国之春、北大三角地、北大一塌糊涂网站、北大燕南社区纷纷被关闭的同时，却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开始欢呼网路维权时代的到来，并奔相走告中国“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一时间圣人与圈子齐飞，体制内与体制外一色。是的，这是令人费解的。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清楚，自由主义网路化，不等于网路自由主义化，费正清可以办个人主页，希特勒也可以。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断裂问题日益严重，资讯社会和农耕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之间的文化落差越来越大。根据《光明日报》2004年6月份的一篇报导，中国有线民8700 万。事实上这8700万人仅仅是中国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其中大部分线民是从事网路游戏的少年人。中国至少有8.5亿的电视观众，相比之下，线民的数位实在太少了；而8.5亿被精神统战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政治的群众基础。现在中国大约有4000万台私人电脑，大约一台电脑承载两人，而中国政府通过管制网吧的发展，使更多低收入阶层无法进入网路时代。因此，网路时代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理想，“网路”来了，但 “时代”还没有。
一种乐观主义的评论说：一种新媒体将带动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一理论大体上说是不错的，人们可以想像古登堡的发明如何推动了路德的革命。但是，这一理论用在中国未必然。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很多事情我也不明白，我对中国很悲观。蒸汽机先后把欧洲和北美推向了近代，但中国却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我先不讨论它的真伪），几乎有三项发明属于传媒革命，但今天的中国与秦汉时期有什么政治差别呢？当然，我不完全否定资讯时代和网路技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贡献。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发生了三次转向，首先是媒体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广州，其次思想中心从学院转向民间，第三就是知识份子从现实世界向网路迁移--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这些变化都跟中国政府控制言论有关。由于网路的出现，这些年一些案件成为了公共事件，没有网路这些进步是不可能的：苏萍案件、孙志刚案件、李思怡案件、SARS国难、南方都市报案件、郑恩崇案件等等。但是，我希望人们不要为这些亮色忽视中国整个结构性的社会黑暗。人们应该明白，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闭网路作家最多的国家，而即使在上述案件中，基本公正仍然没有实现，其中一些当事人还在监狱中。网路自由主义的庆祝和颁奖晚会是一种时代耻辱，它几乎混淆了网路自由主义和网路江泽民主义之间的界限，并且是对胡石根这样的政治囚徒的公然漠视。总而言之，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在网路上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相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转型”30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美国观察家从中国回来，在国会报告说：那里的情况糟透了--中国正处于悬崖边上。他的话音一落，全场寂然。于是他追了一句：5000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悬崖边上。近年来人们愿意说：中国又进步了。事实如何呢？事实上，中国又进步到悬崖变上了。最近“门前政治”愈演愈烈，象征着中国转型危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1989年以来，“门前政治”取代校园政治成为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江泽民吸取中共在80年代的政治教训，殚精竭虑地控制大学，以防备89学潮卷土重来。江泽民在大学的成功却忽视了政府的门前--江泽民统治的15年里，失地农民、欠薪民工、城市拆迁户和下岗工人，成为政治异议主体，他们聚集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抗议，一直到最近几天出现了震惊世界的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这些抗议者几乎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线民。那么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根据“国家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消息：今年9月份以来，中国除西藏和天津两地以外，各地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310多万人参与。 11月7日《华盛顿邮报》转引述中国的一份内部报告说：2003年中国发生了58000宗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平均每月160宗，年度增幅15%。
这两天的汉源事件可以视为中国社会转型危机的一个象征，它也是江泽民主义十五年统治的一个政治“成果”。我可以举两组资料来说明汉源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第一关于城市弱势群体的。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2003全国拖欠工资总额417亿元，涉及职工 845.9万人，拖欠工资超过10亿元的有十几个省。这条消息来自11月7日中国新闻社。第二关于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新华网11月5日报导，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有50%的农村居民、即大约4.5亿人因无钱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这个比例在中西部地区高达80%。朱庆生说，农民住院看病平均每例费用为2236元（人民币，下同），而2003年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为2622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运动都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中国社会转型是什么意思呢？它至少包括两组目标：第一，实现从强制农业化的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汉源事件和门前政治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是失败的。第二，实现以暴力为政治中心到以话语为政治中心的转型，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以力量为上帝，到以上帝为力量的文明转型--这一过程同样是令人悲观的。一方面，网路管制正在消解网路自由所鼓舞起来的乐观成果，另一方面，杂文情绪仍然是汉语思想的核心载体--这种尖酸刻毒并且以文学遮蔽胆怯的话语方式继续领导着民族精神，它在汉源事件和门前政治的鼓舞下，正重新召集毛派分子加入反市场化的亲民主义媚俗运动之中。最近发生的社会危机已经开始了对市场化运动的清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公义的；但是，这一思潮的尽头站着各种姿态的毛泽东分子。换言之，目前兴起的反市场运动或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绝不是宪政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而仅仅是毛泽东主义反对江泽民主义的运动。这次美国之行有很多朋友问我：胡锦涛要往哪里去？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胡锦涛站在十字路口，他本来也具有这种“路口：风格；但形势正推动他向毛主义妥协。
知识份子的情况如何呢？杂文情结的问题我不多说了，我谈谈知识份子的话语方式。我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说话文明”和“开会文明”都是汉语知识份子未完成的基本功课，这样一种精神状况，如何期待中国能走向自由呢？精英分子连开会都争吵得一塌糊涂，连这基本的“自由秩序”都无法确立，如何奢望国家能建立说话文明？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领袖太多，这一项可以申请世界记录。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希望不在于出现政治领袖，而在于更多的“领袖“都放弃领袖欲望--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中国的英雄竟然已经是不想当英雄的人；他不要战胜强权，而是战胜自己，“自己” 是最大的强权，强于“人民”，更强于“主席”。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中国政治悲观的原因，而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对能源和环境的破坏，也使我怀疑，中国是否还具备重建秩序的物质基础，中国的环境是否还能支持新一场革命的折腾。如果你问我中共统治还能维持多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它将崩溃于从今天开始到20年之间的任何时候。但如果你要问我中国何时能实现自由，我只能说：那样的国家、那样的人民、那样的知识份子--我看不到中国自由这一天了！如果你一定要我为这个时间加一个期限，我担心，恐怕要1万年--如果没有神的特别怜悯。
因此，我们的努力不再根据成败，而是根据是非。愿上帝怜悯中国。
谢谢大家！
2004年11月10日下午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2004年11月13日整理，略有增减
－－转载自《议报》第1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