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披露：在9月26日的一个“主题论坛”上，针对有人“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此之高，一般的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是否能呆得住”的疑虑，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晓西教授认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商务成本)不用太担心”。而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博士更是出语惊人：上海的商务成本不断提高，是一件大好事，土地和商品房就应该实现价值最大化，上海这种城市应该有较高的商务成本，“承担不了这么高商务成本的(一般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你可以走开啊”。这真是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经济学家的发言？我瞪大眼睛，上下文贯通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好像没有看错，也没有什么曲解。
这是不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我的城市，我的家园，融会了我的血脉和情感的栖息地，被有钱人看上了并把价格炒上去了，就因为我没钱或钱少，就要被赶出去？就像当年北美的白人殖民者把印第安人赶入“保护地”一样？
经济学家，还有没有起码的社会良知？！
尽管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最近一再提醒媒体不要动不动就讲什么“社会良知”，而且还“希望媒体真的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
我置身于媒体之中，也深感现在媒体的炒作与媚俗的确需要好好地反思。不过，还是先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张教授吧。他在“郎顾之争”时并没有“失语”，而是旗帜鲜明地认为企业家目前处于弱势，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
这话让人不知该怎么理解。如果说那些在公共场合频频露面、财富越来越多并在不同程度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们是“弱势”的话，那么，普通的工薪收入者，甚至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倒成了“强势”？张教授还很感慨地说：“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不过，张教授可能忘了，他自己也曾大骂过企业家。据万科的王石在《财经时报》上透露，张维迎教授曾说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小骗子，这使王石很是郁闷。不知这些房地产商属不属于张教授的“企业家”范畴？
张维迎教授对郎咸平先生要求“用数据说话”很是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 “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不过，这个驳论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因为恐怕如我这样的经济学的外行人都知道，逻辑固然是重要的，但经济学不是哲学，只有逻辑是远远不够的。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也绝非无条件地推崇数理经济学派或计量经济学派。
记得张教授在一个系列访谈中曾石破天惊地讲道：“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增长率30％，我现在还要更加乐观。”要让人信服这样一个重大的结论，恐怕不能仅仅只有“逻辑”吧？如果说分析全国情况有困难，起码应该跟踪一个省或者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 10年、至少是5年的经济运行实况，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解除了什么样的管制，解放了多大的生产力，取消了什么样的审批，促进了多快的增长。三年过去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读书太少，反正没有看到张教授起码的量化分析，还是逻辑来逻辑去；倒是“囚徒困境”和“胖子进门”的博弈图解中的A或B，在张教授的文章中走来走去个不停。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家有什么成见，也不是要迎合大众舆论，更不是什么“愤青”，只是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许是少数？)越来越不自爱了。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显学”，越来越强烈地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越来越霸道的话语权。正因为如此，一些“知名”的、甚至“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天两头就会冒出几个来，新人崭露头角，长者老当益壮。他们频频出现在研究会上、电视节目上、报刊专栏上、规划论证会上、企业董事会上。他们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或术语满篇，出语惊人。可有多少是真才实学而不是鹦鹉学舌？有多少是真知灼见而不是叶公好龙？至于有没有“红包”作后盾，只有人家自己最清楚了。由这些人们所制定的城市长远规划，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由这些人们所提交的企业发展咨询，能给企业带来多大收益？无怪乎，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最近撰文，批评张维迎教授等人不断发表维护高收入者和歧视低收入者的观点，并认为他们贩卖的是从西方搬来的落伍理论。
我有时纳闷：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和担当一定的教学任务，还能三天两头去“赶场”，隔三岔五来“亮相”，难道他们是“超人”不成？他们哪还有时间搞调查研究、实证分析呢？现代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向数理方向发展、日益重视量化的实证(尽管其利弊正引起争议)，难道我国的经济学就能在清谈中、在所谓的“逻辑” 中实现创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名教授卡德和克鲁格质疑实行最低工资会使失业情况恶化的权威论说，调查了400多家快餐店，才得出了实施最低工资后就业反而上升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宏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为了分析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冲击，在丰田、佳能、索尼等企业里的调查分析细致得让人吃惊。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就可以例外吗？当然，我估计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也不乏一些扎扎实实研究学问者，不乏一些深刻犀利、见解独到者。但这样的学者和观点确实是太少见了。
社会大众对经济学家产生整体质疑，其核心恐怕不在于他们宣讲的是“干货”还是“水货”，而是在于他们在人格上是“独立”还是“卖身”。记得在德隆王国大厦将倾之际，有经济学家急急忙忙地辞去了独立董事，使得人们对其长期以来是否“独立”产生了强烈的疑问。有财经媒体将在大企业里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名单列表公布于众，一流的“腕”们几乎全部囊于其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们并没有希冀我们的经济学家像俄国 19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深沉的殉道感，但是说句粗话，屁股决定脑袋，如果屁股坐在“利益共同体”的板凳上，还能有“独立”的脑袋可言吗？
我所尊崇的老报人范敬宜先生曾写下经典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有“原罪”，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卖身”。但是人们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地方，资本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后果是，更加疯狂地瓜分国有资产，更加无情地剥夺弱势群体。如果知识精英再加盟其中，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形成利害一致的 “铁三角”，将是非常可怕的。那样的话，在中国的若干年后形成“寡头”操纵国家经济的局面，并非没有可能。
“随着生活节奏的越来越快，随着社会心态的相对浮躁，一些经济学家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冬秋’的一个极端，走向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另一个极端。书斋式的经济学家少见了，而‘前卫式’的经济学家则太多太多。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应该研究比较前沿的学问，可有多少人敢于冲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轨道？有多少人像孙冶方先生那样甘耐寂寞？像顾准先生那样孜孜以求？像费孝通先生那样扎实调查？国企改革是一个‘世纪难题’，有哪一个经济学家在一个或多个国有企业蹲上几年跟踪调查吗？不扎扎实实研究基本问题，不深入实际地调查研究，能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吗？”
四年前，我在 “两会”上就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几个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深层问题请教几位国内“一流”经济学家，竟得到“小儿科”般的回答。在极度失望的心理中我写下了上述的文字。文章见报后，据说还引发了一些“大腕”的强烈不满，尽管为了减少刺激程度，编辑部把原文中“热衷于什么几板市场、什么独立董事的人，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吗”等段落已经删除了。
可是四年过去了，我的失望心理却越来越强烈了！我们的(不，也许应说是资本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不自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