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3号有个很时髦的屋顶平台酒吧，里面播放着西方流行歌曲，入夜，时髦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儿聚集。
设计师专卖店传染病似的在城市各处蔓延。在上海时代广场，有Marina Rinaldi、Ferragamo和古奇(Gucci)店；在恒隆广场，你可以找到Cartier和Hermes；从上月开始，你还可找到中国最大的奢侈品品牌店：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除了“上海滩”这个品牌外，上海似乎很少有土生土长的时尚品牌。
“上海滩”就是这样
我与《Men s Folio》和《Wow》杂志的新加坡出版商Eddy Koh会晤，并问他中国时尚设计师都去哪儿了。他说，虽然你可以在戛纳电影节等西方大型活动中看见女演员身着传统的丝绸旗袍，但这样做只是一种声明。“在这儿她是不会穿的。中国人不会穿民族服装去参加聚会，他们会穿Dior。”
据Koh说，中国设计师处在“22条军规”似的境地：为了在国外造成影响，他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民族形象。“相反，如果他们想在国内取得成功，就得展现出当代西方的形象。这就好像是，他们必须出国、出名，然后以纽约设计师的身份回来。‘上海滩’就是这样。”
“上海滩”品牌由香港商人邓永锵在1994年创立，于1998年将多数股份出售给奢侈品巨头Richemont。“过去50年里，中国已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年轻的中国设计师有必要重新学习已经丢失的东西。”Koh解释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切都是平等的，我们失去了奢侈的念头。正在营造新上海的，不是这里的中国人，而是那些当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和香港，现在又回来的人。”
我在上海呆的时间越长，就越能理解Koh的意思。我们想像中的、从书本和电影中积累的中国文化的概念，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的事物。
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品牌
我和澳大利亚记者Richard一起去用晚餐，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 Christina，她是一位从事广告业的香港人。我们吃饭的那家餐厅，如果放在曼哈顿也不会显得落伍，那里全是闪闪发光的水晶制品和黑色漆木制品。我在那里点中国菜，但服务员表示抱歉，说他们不做中国菜。
我们讨论有关中国设计师的事，Richard说：“之所以没有中国男装设计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与裁缝竞争。我在裁缝那里定制一套西装花了700至800新元，大致相当于250英镑。另外一件衬衫花了70新元，大约25英镑－－ 你怎么能与这样的价格竞争？在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时候，是很难与其竞争的。”
“但是，人们会买西方的牌子。”Christina说，“内地人特意每年到香港，把钱花在路易威登和古奇等东西上面。”
他们为何购买西方品牌而非中国品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Richard说，“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品牌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商人民族－－他们着眼于短期。他们不愿投入建立一个品牌所需的金钱、时间和力气。他们想要快速回报，因此他们的前景在本地。”
然后他让我说出一个除了“上海滩”和东方文华大酒店集团之外的中国品牌。很遗憾，我所能想到的所有亚洲品牌都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日本(汽车制造商)或韩国(电气产品)的。最后我发现，就连东方文华也属于怡和集团，那是一家源自苏格兰的公司。
上海的便宜与奢华
第二天，我去拜访一位上海裁缝，他专门制作那些中国影星不会在家穿的旗袍。一件绸缎服装价格在1000元～4000元人民币，这只是一件范思哲(Versace)品牌服装价格的零头。在中国，名牌时装的价格和它们在西方的价格一样：一件圣罗兰长袖白色V领女装在伦敦售价1850英镑，在中国售价为2.545万港元，按汇率直接折算。
晚上我出席了诺基亚举行的晚会。活动现场全是中国交际场上的女子，衣服全是西式的，放眼望去没有一件旗袍。混杂在人群中的中国模特似乎从基因上就是西化的，或者是吃牛排和维生素长大的。她们远不是我期望的那种娇小的美女，她们都有6英尺高，或者更高。
诺基亚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开发布会，原因是上海纸醉金迷的过去与新型手机的装饰艺术外观互相映衬，新旧共存如此显著。
第二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的车在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中穿行。我想起了那个澳大利亚记者所说的，劳动力便宜。他们能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快地建设，更便宜地制造，更出色地消费。我不知道这一切将把他们带往何方，但新与旧、贫穷与富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化确实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