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圈地 上告无门 禁媒体报导

10月27日晚上，四川汉源爆发大规模民众集体抗争运动，库区有十多万人自发的聚集起来，抗议县政府贪污腐败，移民没有得到合理安置。当局从各地调集大量军警包围该地，汉源的交通、通讯被控管，网路被封锁，他们使用警棍、催泪瓦斯驱赶抗议的农民，当场被打死两人，一男性30多岁，另一女性约70多岁。
近年来，由于暴力圈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掠夺性的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没有得到妥然安置和合理补偿，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一边是强势的官权与资本结成利益同盟，一边是无权无势但人数众多满腔愤懑的农民，事态的发展引外界关注。

＊　暴力“圈地” 冲突四起

10月29日，广东阳春市春城镇龙颜管理区梁屋村因征地暴发严重流血冲突事件，有关方面突然派人强行入村收地，百多名手持木棍、利刀的大汉将通道阻塞，两架铲泥车狂铲果树，对争执村民狂砍，村民陈祖希身中多刀被斩死，另外两名村民腿部几被斩断。而在场三警员没有阻止暴力行为。

陕西榆林市政府以“收回国有土地”为名，非法征用农民2万亩林地，三岔湾村的村民与榆林市政府的强制开发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维权抗争。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榆林市先后五次出动大量警察对维权农民进行公开镇压，少则出动400名警察，多则出动3000名警察，前后抓捕村民近百人次。今年10月4日，在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市公安局长杨勇亲自指挥下，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围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并向村民开枪，致使5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27人。三岔湾村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名村民联名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紧急呼吁书》。要求中央政府马上派出工作组到该村，调查当地的非法征地以及官员违规操作和贪污腐败等问题。

10月7日，陕西碑林祭台村村民因不满政府征地强拆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事件中有四名老人在惊恐中去世，另有几十名村民被打伤、多人被抓。

长春市黑咀子村村民的土地全部征完。该村村委会在征地安置补偿过程中侵害村民利益，村帐目拒不公开，截留征地补偿费、安置费。村民们爲维护自已的家产权益，只好坚持不懈的上访有关部门。

福建省宁德市东湖塘华侨农场被当地政府非法圈占，4000多名归难华侨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圈占，数千名农场职工被下岗，只能靠着菲薄的救济艰难度日。

浙江省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千名失地农民被海宁市政府非法占地,武装拆迁;生活无着,遭受毒打,告状无门。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南省区东乡壕来沟村,村委会和包头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大量倒卖强行征用农民土地3000亩, 国务院的信访办,计经委,中纪委,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 所有的部门都是同样的答复：说这是地方官员的事,我们中央解决不了,去你们地方解决，我们管不了。

四川自贡先后强征土地一万五千多亩，导致一万多农户房屋被拆，三万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珠海市斗门干雾镇马山村9月20日晚发生警民冲突流血事件。逾千村民因不满政府在征收田地兴建工业园的赔偿金额太少，举行示威抗议，造成了多名村民受伤流血。

江苏省海安县李堡镇堡南村民指政府和堡南村村委会不但把他们口粮田卖光，而且把他们的土地补偿费大部份挪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奇台县古城乡八家户农民八家户一村和二村的农户10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按照合同，开发商给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是每亩地1万7千元人民币。县政府以各种费用为由，扣下5千元，然后村委会又以土地是集体为由，扣去6千7百元，最后农民每亩地只得到5千6百元安居补助费的补偿。

广州黄埔区大朗村数百名村民因不满村委会强扣征地赔偿款而拒绝卖地，与千名强行收地的防暴公安发生冲突。公安向村民棍打脚踢，并开动水炮及发射催泪弹强行驱散，导致十多名村民头破血流。

……

＊ 法律不保护弱者 农民上告无门

农民试图按《土地管理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争取合理补偿。然而权大于法，农民告状几乎屡试屡败。

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村民因土地被占用曾先后以行政诉讼形式向青云谱区人民法院、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村委会，均以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合适当被告而驳回。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黑咀子村村民们说，从省内开始，村，乡市，省我们全去了，解决不了。我们就上北京，中央土地局，国土资源部，我们全去了。国土资源部说回省内解答，省里不解答，骂我们，去区里，区里说维持村里的决定。

新疆古城乡被征地的农民曾到乡政府和县政府上访，并向州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反映情况，一直没有等到任何答复。今年3月15日，被征地的农户再次到县政府上访，集体请愿。县政府出动警察，抓捕了五位农民，拘留了15天才放人，其中有一人被拷手拷。

一位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的壕来沟村民说，地方政府用钱买通了中央有关部门，我们走哪个部门，他们就去买哪个部门。他们买通的地方就不向着农民说话，强压你，还说你农民没文化，你瞎闹，土地是国有的。我们已经上访了20多次了。

和平村的一位村民说，我从97年开始一直上访反映违法占地问题，至今已经有八年了。相关的部门，象国土资源部，我们已经无数次上访反映这个问题了。现在在国内好象一切都是权钱交易。搞成这种局面，反映到上边，上边让下边处理，下边就根本不处理。地方政府不但不给解决问题，还对上访的群众打击报复。他们买官卖官，打压我们上访人，我们去一次，打一次。村委会，村书记，他们就象黑社会。

浙江海宁东长村的农民说，为了我们的生存,仅仅想讨回一个说法,首先我们想到要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上宁波，奔杭州，跑上海，先求政府，后找律师再跑法院。求爹爹拜奶奶，遇见哪座庙门不得磕头？看到哪个菩萨不要烧香？可是告状全输。从2003年6月10日到2004年7月26日，我们告状七次，得到的裁定为：终止诉讼；维持行政行为；驳回起诉；驳回上诉；最后一次为：尚在审理之中。

＊圈地后遗症 干部挥霍 村民受苦

河北省晋州市宋庄村４００多万元卖地“救命钱”，除７０多万元落实到农民手里外，其余大部分被村干部挪用、挥霍，光吃喝款就高达３５万元，至今还欠着１０多家饭店５万元白条。一顿饭花费三、四千元的白条比比皆是，有一张单据中，一顿饭的花费竟高达７０００元，相当于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在另一张“白条”中，村干部甚至将洗头费、按摩费、玩乐费等罗列到账目中报销。 82％被村干部挪用、挥霍。

当地村民失地之后他们的日子很艰辛，大都靠做小买卖和打工为生。７７岁的村民李香玲说，没地以后，她就在几分自留地里种菜，除非菜卖不出去了， 她和老伴才舍得吃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村干部竟这样肆意挥霍村民的“救命钱”。李香玲说，“这吃的可是村民的救命钱啊”。

南方周末报导，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后，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会溪村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黄永农和儿子“农转非”后，住在临时搭建的周转房里长达六年，两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八九十块生活补助金和捡破烂度日。黄永农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多起床，到一个居民小区清扫卫生；白天，走街串巷，捡些汽水瓶罐和废纸卖；晚上，他给一个私人老板看门市，每月100块。

跟他有相同命运的还有近八千人，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

村民黄芳英，原与丈夫叶兴华承包鱼塘，栽种果树，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区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块的一次性土地补偿费，以及一万多元青苗费，从此告别赖以为生的土地。叶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叶兴华贩水果。在一次请愿活动中，黄芳英被抓，性格内像的叶兴华受了些惊吓，情绪不好。加上后来贩水果被城管追赶，生意不顺，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他，在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结束了自己。

＊ 禁媒体报导

据美国之音援引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中国地方官员伙同土地开发商抢夺农民土地的事件越来越多，招致民众越来越大的愤怒。中国政府最近下令中国大众媒介不得擅自报导农民抗议官员抢夺土地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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