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东北地区、江浙地区和福建省，在2000年之前，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东北地区，其中又以沈阳和大连高居首位，但由于2001年爱尔兰中国北京使馆收紧留学生签证，由最开始的两个月的签证期增至十个月或十七个月，而上海地区的签证周期还是维持在两个月左右，这样大批的上海及江浙同胞也陆陆续续来到爱尔兰，福建人则以福清年轻的农民为主。几乎是用天价以留学的名义利用各种手段辗转来到爱尔兰打工赚钱的。
说到福建福清，可能很多人会陌生，可是关心时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2000年6月的英国多佛港惨案， 58名中国偷渡者在试图从比利时非法进入英国时被闷死在他们所搭乘的冷藏货车内，车内的五十八名偷渡客绝大部分来自福建福清，而最近发生的英国拾贝惨案，死亡者大多也是来自福建福清。
我曾经问一个叫小吴的福清人，为什么那么多血的教训不能让他们停下出国的脚步，他和我说，现在国内，是穷的更穷，富的愈富，年轻人在国内没有事做，自己开生意没有本钱，没有人借钱给你，如果出国的话，谁都愿意借钱让你走，加上在福清自古就有出国的传统，看到周围的朋友一个个出国都富裕起来，所以愈来愈多的年轻的福清人走上了出国之路，他无不自豪的告诉我，他出国三年，家里借的二十万高利贷不仅一一还清，而且还盖了一个三层小楼。我说如果年轻人都走了，那福清岂不成了大型的一个养老院，他笑了，告诉我就在他们村子，村委会最怕死人，因为连能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了。
很多福清人刚刚来到爱尔兰的时候都还是学生签证，不过等签证过期就黑了下来，小吴也是一样，在一个香港人开的中餐外卖店工作，这种中餐馆的老板一般都是那些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已经在爱尔兰扎下根了的香港人。九七香港回归之前，因为恐惧中共的暴政，他们以各种方式在爱尔兰开了一些中餐外卖店。所以在爱尔兰一些最小的小镇上你都可以看见中餐的影子，在当初爱尔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省吃俭用，辛苦度日，今天随着爱尔兰的经济腾飞，他们的日子也好了起来，从以前的雇员短缺到今天的随手一抓大把人，老板们也愈来愈苛刻，小吴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小时才能拿到3-4个欧元。没办法，明知道工资低，也只能做，小吴苦笑着对我说。
推开小吴住的地方，五十多平方的两室一厅竟然住了15个人，很多人躺在地板上，横七竖八的行李散乱着放着，屋里到处都是啤酒瓶，桌上、凳子上、地上，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桌面黑乎乎的，油渍、饭粒等清晰可见。吃苦对小吴来讲不算什么，本来出来就没有打算享福，一千多欧元的房费和水电费用十几个人一摊，也就没有多少钱了，小吴说，这下可以省了将近一千多人民币呢，小吴喜欢把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多邮点钱给家里是小吴最大的心愿，小吴的爸爸一生在众人前最风光的出现也就是从乡里的地下钱庄取儿子从国外给他邮钱的时刻，于是小吴们的辉煌在家乡传颂着，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人羡慕的目光，年轻人的心也被他们带动着飞向了这片未知的土地。
和小吴正相反的则是小陈，沈阳的一个留学生，用他的话就是，在国内好不容易初中混到毕业，本来想当个领导的司机，不想再读书了，结果，其父，一个国有企业的处长，花了大价钱办了各种证件，让他来到爱尔兰留学，可是来了爱尔兰之后，一句英语不会讲，在学校老师和他讲英语，他不懂，他直接和老师说中文，老师也不明白，在寄宿家庭，吃饭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说，呆了三天实在是遭不了“洋罪”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学校请人给他父亲打电话，老爷子急得直跺脚，我花了那么多银子让他出国，他出国的时候，我请客摆席收礼，所有人都知道我儿子出国留学，有出息，现在被人送回来，你让我这老脸往那里放，陈处长几乎是哀求学校千万要让他儿子在国外呆住，安心“留学”。
小刘不同于小陈，脱离了父母之后，他自己感觉来到爱尔兰就获得了自由的鸽子，平时第一次有了可以供自己使用的几十万元，他先为自己买了一套世界顶级的运动服，三年之内光汽车就换了三辆，笔记本电脑，高级音响，数码摄像机，游戏机，一个都不能少，每天忙于上网，游戏，踢球，购物，看电影、打麻将，睡觉、吃饭，泡女朋友。不过，在他的日程里惟独缺的就是“上课学习”。
象小陈，小刘这样的学生在爱尔兰的留学生中不算少数，虽说爱尔兰有几万留学生，但是在高等院校就读的不过千人左右，其中真正在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更只有寥寥几百人而已，绝大多数的学生在语言学校就读，而爱尔兰各种语言学校质量又参差不齐，目前合格的语言学校只有100多所，所谓的合格也不过就是几间教室和几个爱尔兰当地人，对学生的出勤率要求的严格一点而已，而对于学生的成绩高低与否，他们是根本就不过问的。
小孟是大连人，国内工薪阶层家庭子女，父母都是一般的企业职工。高中毕业之后出国上大学也是她的本意，可是真正来到爱尔兰之后，才发现国立爱尔兰大学每年接近一万欧元的学费，对于普通中国学生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对于已经接近倾家荡产让她留学的家庭，她也无力伸手再让父母去负担大学费用，于是小孟开始了在爱尔兰半工半读的生活，爱尔兰移民法规定学生学习期间只允许工作20个小时，可是由于爱尔兰政府管理的宽松，留学生工作40个小时比比皆是，再加上这些年爱尔兰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小孟来讲，找工作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她在酒吧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过，忙碌的酒吧工作使她每天零晨才能到家，根本无法安心读书，同时，小孟也越来越清楚的知道想要在爱尔兰读大学是不容易的，首先就是三年近乎几万欧元的学费，然后要通过严格的语言关，申请读一年预科才能上大学，更何况爱尔兰大学是宽进严出，三年本科要想顺利毕业也决非易事，慢慢的，她从最开始的想上大学，想读书到现在的在语言学校混一天是一天，能挣一天钱算一天钱。理想中的大学离她也愈来愈远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中，小孟是相当多的中国高中毕业来到爱尔兰留学的留学生代表，她们怀着一颗求学的心理来到爱尔兰，但是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使绝对多数的留学生在时时刻刻为他们的温饱问题辛苦地奔波。成为现实中的劳工，他们几乎包揽了都柏林所有酒吧，超市，加油站，停车场。快餐厅等各种服务业的工作，他们五个七个，合住在一起，成为“清洁工(CLEANER)之家”、“刷盘子 (KITCHPORTER)之家”等各种行业之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没有时间思考未来，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他们离开父母，背井离乡，也没有时间思考让他们成为异乡之客的中国的教育现状。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事，或是他们能改变这一切。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的上课，工作中，于无形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再思考，而是承认现状，拼命挣钱，默默地承付起生活中的沉重。由于语言障碍，生活单调，很多人开始沉湎于泡酒吧、上网，跳迪斯科，赌博、甚至吸毒，大学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梦，小孟们和小吴们的唯一不同是，他们一般不会把自己的身份弄黑，每年花费上千欧元找一个语言学校重新续签，这样他们一年或两年会有一次回国探亲，使所有辛苦挣的钱花在回国一次的风光上，经常听说留学生们在爱尔兰省吃俭用而回到国内一抛千金的故事，因为这过于忙碌的生活，爱尔兰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情特别淡漠，“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诅地灭”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座右铭
没有了国内社会里需要时时面对的舆论压力；没有了父母的监管，因为经济上节俭的需要，更因为孤独与寂寞，目前在爱尔兰的年轻中国学生同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些少男少女共同面对着不知道未来的未来。
在都柏林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中国年轻男女推着一辆辆婴儿车。爱尔兰宪法规定，凡是在爱尔兰出生的孩子落地后直接成为爱尔兰公民，同时爱尔兰法律禁止堕胎，所以很多中国女留学生怀孕之后，直接生下孩子，从而以抚养爱尔兰公民为名申请在爱尔兰长居，但是2002年的高级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后，抚养婴儿这一个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许多年轻的留学生夫妇在申请失败的同时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国或者是去别国流产，小高和小聂是来自东北的一对留学生，这对小夫妻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宝宝，年轻的爸爸只有21岁，妈妈更只有19岁，本来这样的年龄在国内本来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可以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要向他们撒娇的婴儿，看着他们稚气的脸和他们手忙脚乱伺候孩子的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为他们有了一个宝宝而感到祝贺还是为他们的未来而感到担心。
在都柏林，我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就是老赵和小王了，老赵，抚顺人，说是叫老赵，其实也不过二十七八岁，不过和爱尔兰留学生平均十八九岁的年龄比起来，老赵可真得叫老赵了，老赵在国内大学毕业，大学的扩招，毕业生的增多，使原本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雪上加霜，老赵一说这就叹气，学历大降价，大学生满街都是，毕业生的工资压到极限，算下来，几年挣的都不够在大学的花费，没办法，又把父母的退休金全拿了出来，出国来镀镀金，老赵来到爱尔兰在语言学校呆了半年之后，和小孟们一样，也续了一年的挂牌语言学校，在这一年内，老赵找了两份全职工作，早出晚归，同住的人说他晚上做梦都在刷盘子。老赵拼了一年整整攒了几万欧元，现在也正在圣三一大学读一年的研究生，不过象他这样的大学毕业，学习方向明确，在爱尔兰留学毕竟是少数。小王，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小伙子，父母是工程师，英语相当不错，来到爱尔兰一直住在当地寄宿家庭，周末在一家快餐店打工，自己负责生活费用，家里负责学费，来了一年后，通过亚思考试，进入都柏林城市大学。课程虽然繁重，但对他来讲并不特别吃力，他的假期要么回国要么去其他欧洲国家旅游，他告诉我，来自上海和中国富裕地区的留学生大部分都以他这种方式学习生活在这个国家。因为经济的宽余，目前，都柏林很多收费昂贵的私立商业院校也被来自这些地区和一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所占据了。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蜂拥而来的时候，与此同时，盗版影碟，出售税卡，办理假证件，假车辆保险，假结婚，行贿受贿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也随着中国留学生来到了这个原本民风纯朴的小岛，国内道德的日益伦丧使这些未经时事的青年也过早的接受了社会的洗礼，偷，骗，抢，绑架，勒索，卖淫等犯罪在中国留学生之内大幅攀升，中国学生之间的内斗更是层出不穷，2001年的3月。两个来自沈阳的留学生就被另一个留学生杀后焚尸，2002年元月，两个不同地区的持学生签证的黑社会团伙百余人在都柏林进行火拼，有两个人当场横尸街头，成为爱尔兰当晚的全国共同话题，爱尔兰近几年推出的信任管理方式也无法在一些中国人集中的公司使用。许多中国学生在一些工作的地点，偷，拿，顺一些货物甚至金钱回家成为风尚，许多人接受工作后到一些地方睡觉，偷懒，工作结束后到时领取工资也时有耳闻。好吃懒做，娇生惯养这些独生子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导致爱尔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不如前，随着中国学生的素质的低下的行为而愈来愈反映强烈，2002年八月，第一起种族歧视仇杀就发生在都柏林市区的晚上，一个来自大连的留学生就命丧于几个爱尔兰少年的乱棍之下，还有在一些中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几乎所有的爱尔兰儿童都会说几句中文，流传最广泛的竟然是一句著名的国骂。
这就是在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有发愤图强，日夜刻苦的，也有整日东游西荡，耗费青春的，有辛苦打了几年工，转身回国享受的，有直接在爱尔兰投资成为老板的，有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主流行业任职的，也有在赌场输个精光的，更有作了他乡之鬼的。无论如何，在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世纪大逃亡中，这些年轻的爱尔兰留学生用自己的行为为正在兴起的中国教育产业做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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