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看来，任何国家在新旧制度交替或社会转轨过程中，都会出现黑社会成长的问题。
东北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过程中。东北是个老工业基地，现在工业不行了，只剩下个“老”字。因为“老”，计划经济色彩尤为浓厚，虽然已经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多年，但数十年积累的问题自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本刊记者曾多次前往东北采访，对此深有感触。
在漫长的转型期中，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资源都为某些政府官员所掌握。而这一点，恰恰为“权”“黑”交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东北人对权力的崇拜是难以想像的，无论多么蛮横霸道的人，在权力面前，都异常乖顺。”香港《凤凰周刊》的资深编辑蓝艺说，在东北，正常的人际关系变成了一种含糊的义气。一旦理性规则被感性取代，法制意识为关系意识取代，“其结果直接导致对权力的崇拜”，“有门不走专跳窗”。
康树华认为：任何一个地区，只要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一定存在“保护伞”。
一种原因是部分基层政权组织自身软弱涣散，行政不力，于是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的行政事务，替代正常的行政执法。时间一长，不仅黑社会组织坐大，更可怕的是，一些应该由基层政权所掌握的社会管理职能为黑社会组织所取代。正如经济学家杨帆所说，“一旦政府丧失了社会功能，黑势力就会自动从反面弥补，成了社会需要的‘好’东西，成为‘正常’机制的一部分－－相应地，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
事实上，政府官员和黑社会的勾结，并非保护与被保护那么简单。在前段时间的沈阳暴力拆迁事件中，就有一个被称之为“地方性的既得利益集团”浮现出来。
今年5月，沈阳市和平区发生野蛮拆迁事件，拆迁公司用暴力手段胁迫广大的拆迁户。55岁的董国明因拒绝搬迁，被开发商施以房边挖坑、楼外钻井、拆除楼梯、墙壁挖洞、砸窗钉门、昼夜施工、断水断电、烟熏火攻等各种非人性的暴力，并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27天。
开发商在实施所谓强制拆迁时所用的一套，完全像是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此前刚被处决）使用过的暴力犯罪手段。在此期间，居民数百次打通“110”求救，而政府方面一直没有出现在现场。直到事件被中央媒体曝光后，才有一位副市长出现。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国庆教授直言不讳：这是典型的黑帮方式，等于黑色暴力性质。
政府的角色虽然隐藏在了事件背后，有些政府官员利用或操纵黑社会组织“执法”却昭然若揭。在有些情形下，甚至有些官员“黑”“白”集于一身，直接导致了权力黑恶化。
某些地方拆迁中暴露的“黑色暴力”，其实是“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的“地方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兴风作浪。这个地方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基本上控制了当地所有的社会资源，他们是强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一退一进，在政府权力退出的过程中，个人和政府之间却留下很大的一片空白。转型时期的这种制度失范，使得黑社会这样的犯罪组织形态得以存在，并以其拥有的暴力控制公众，赤裸裸地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甚至与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的政府官员结成地方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实上，沈阳的刘涌、哈尔滨的乔四等几个最有名的黑社会组织，他们的早期积累几乎都跟暴力拆迁、工程承包有关。
东北近年重大涉黑案
东北黑社会之出名，大概始于十数年前赫赫有名的“乔四”犯罪集团案。近年来，东北又屡屡出现有关黑社会性质的大案、要案，轰动全国。黑恶势力的头目本身往往就有在个别地方占据要职的，他们自身的能量，足以“自我保护”。
■2000年长春梁旭东案。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以上，其“龙头老大”梁旭东身份竟是公安局长；
■2001年沈阳刘涌案。头目刘涌是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该案可以说是颇经波澜，直到2003年，刘涌在被最高法院改判死刑后，才最终结案；
■2003年哈尔滨“姜氏家族”。头目为姜学权，有4名包括公安、检察、航运机关的工作人员涉嫌为该组织充当“保护伞”。该组织涉案金额达456.88万元；
■哈尔滨“李老丫”黑社会。头目李淑珍，5名公检法“保护伞”同时被判刑；
■辽宁盘锦黑社会团伙。被起诉的34人中，包括团伙骨干分子、原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军，及该组织头目刘晓军的哥哥、原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晓明。该组织涉案金额近四千万；
■吉林“三于”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三于”一伙在白山结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非作歹，却得到了当地一些公安民警的保护；
■吉林通化田波黑社会组织案。头目是被当地群众称作“黑市长”的田波。1995年以后，这一团伙得到个别官员的纵容保护并形成“帮规”，气焰十分嚣张；
■2004年齐齐哈尔“二张”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