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夫余继奎只是一个普遍的打工者，他靠双肩的劳动挣一点小钱养家糊口，走在路上碰上路边行人、弄脏行人的衣服也决不是有意的，他的身份虽然是低等的挑夫，但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人格及尊严，那个打他耳光的女人曾庆容及自称是国土局局长的胡权宗，他们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他们眼里没有低贱的余继奎的尊严，所以这是爆发矛盾的起因。
几万人与一个挑夫非亲非故，为一个挑夫抱打不平那是为了甚么？那是他们有太多的怨气，有太多的不平无处发泄。一个挑夫被打、甚至是被打断腿，这在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实际上中国的民众愿望很简单、朴实：只要司法公正、地方官员为他们主持正义，将打人的人绳之以法，问题就解决了，但为甚么爆发了几万人响应及抗议示威呢？那是因为社会不公的矛盾已转化为仇恨型社会矛盾，弱者的呐喊一直是脆弱的，他们不再相信司法的公正，不再相信官员们能为他们“打抱不平”，百姓的普遍愿望已发展成为民怨。民愿已变成民怨的因为，民怨已成了干柴烈火，一点就燃。最后发展成为可怕的暴力冲突。
官逼民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每个朝代的腐败没落都离不开民众的暴力革命，最初的暴力运动都是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个人抗争运动，但是，一旦这种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抗争运动自发的、波澜壮阔地兴起，就会产生许多民族领袖来，中国目前的暴力运动虽然没有形成气候，但是，已充分显示出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其一，农民为土地而争的维权运动已演变为原始的暴力运动，在将近五年时间里，以土地为本的中国农民，而对土地被圈，资源被强占，一部份官员肥了，一部份投机者成了富豪，而失地的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一些农民由匿名举报、申诉、打官司上升到围攻地方政府、围攻司法机关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在将近五年时间里，笔者初步统计了一下，全国农民控告土地被地方官员廉价出卖、地方官员中饱私囊而激起的民愤、抗议浪潮达一千余起，最近的一起是八月一日的“郑州风暴”。郑州市师家河村村干部强行卖地，把卖地四千多万元所得中饱私囊，村民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引发群众不满，多次逐级上访无效。在上访过程中还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1死6伤，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慰问，群众扬言要告到中央，却遭到政府武力压制。7月31号凌晨两点多钟，数百名防暴警察乘数十辆警车包围村庄，要抓捕上访的带头人。村民与村长矛盾日渐尖锐，多次到上级机构上访，均不得要领。当局得悉村民意图后，出动防暴警察企图用武力阻止上访，酿成流血冲突。村民在睡梦中被惊醒，组成人墙与警方对峙，阻止警察抓人。双方迅速爆发大规模冲突，防暴警察以霰弹枪、催泪弹、电棒等武器对付村民，冲突中造成三十多名村民中弹，其中六人重伤，四人被捕。受伤村民被送入郑州市中心医院抢救，部份轻伤村民敷药后出院，六名失血过多村民仍然留院。
其二，工人们为生存出路而争的维权运动已蜕化为疯狂的暴力运动。在所谓的企业改制浪潮中，企业被地方官员变戏法儿地卖掉了，买工厂的老板更富了，成了更大的富豪，成了红色资本家，他们自然要吸收新的“血液”──招收更年轻、更廉价的工人。曾经是企业的“主人”的老工人们，像是被挤完了的牙膏，被无情地踢出企业的门外，地方政府所谓的买断“工龄”的政策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愚弄，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在很多地方被“卖”的金额还不如一头驴、一匹马的价钱，于是，各种方式的抗争自发地形成了，最著名的铁岭、辽阳、大庆及前不久深圳数万名工人都是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抗争，但这些和平的抗争几乎不同程度地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当地政府组织以抓逋工运领袖而平息事端，一些地区零星的暴力冲突更是层出不穷，各地工人堵塞工厂大门、堵塞地方政府大门、堵塞交通要道的现象已成了家长便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权益得不到保护的农民、工人对社会的矛盾转化为对富豪、对官僚的仇恨、对地方政府的愤怒，这种愈演愈烈的矛盾，已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所描绘的，对资本家、对军阀的阶级仇、民族恨。
北京天安门、国务院、中组部等地的门前，发生一起又一起的自焚事件、自杀事件、跳楼事件已不单纯的是“个案”了，这些民众多数都是房屋撤迁得不到富豪们公正的补偿、打工后老板不给工钱，在无处投拆的情况下，在冤屈得不到申张的情况下，选择了结束生命来抗议制度之恶，司法之恶。
“挑夫事件”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性，突出性，“仇富”现象日趋凸现的同时，就是官逼民反的诱因，“杀富济贫”、打砸、攻击政府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最残暴的历史，如果当权者不希望这个现象重演的话，就应该从腐败、落后的政治体制中进行反省，从独裁专制的制度中走出来，其它的方法都是徒劳。
2004年10月21日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