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抗日根据地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强调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毛泽东恼羞成怒，于6月6日专门给不懂权谋的彭 大将军发去了这样一份电报，对他进行严厉批评：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 ，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 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口号。……”
电文已收入权威的人民出版社1999年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6页。这一珍贵的文献足以让我们极为清楚地看到，早在1943年以前，毛泽东对民主、自由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诚意，把民主、自由完全当成了旗号、幌子，当成了夺取天下的一个道具。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说，“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李锐专 访）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只是那些“一边倒”的民主党派蒙在鼓里罢了，什么“联合政府”，什么“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虚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反右”之所以发生的根源，所谓毛泽东被“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之类的观点激怒才使鸣放运动转向，所谓“阳谋”、“阴谋”的讨论就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从1947年到1957年，十年后才最终完成那个“党内指示”，已经够客气的了。从40年代决定跟毛泽东合作的那一刻起，罗窿基、章伯钧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没有洞穿毛泽东打出的那些民主旗号从来都是只一种策略、权谋、招术，并无任何诚意。而在中共党内，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秘密。
“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口号放在今天，也确是有新意的提法、旗号，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是多么动人的旗号、设想如果缺乏足够的诚意去实施，那也不过是一张从未打算去兑现的空头支票，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最重要的乃是诚意，是对历史、对本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感，缺乏诚意，连“叶公好龙”也谈不上。读史使人明智，重温20世纪中叶的历史， 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实。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