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三岔湾村民并没有屈服，一方面，他们为了对抗政府的野蛮镇压而团结起来，自今年5月底到10月4日，该村2000多名青壮年农民24小时坚守在村部大院，过着原始的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以三岔湾村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名村民的名义，在10月4日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紧急呼吁书》。
呼吁书事实确凿、层次分明、有理有据：
说明了该村土地一向为村民所有，对此的官民认识“明确一致，界线分明”。而且，50多年来，各村为防沙固沙投入大量劳力，“终于把沙漠变为林地，不能一夜之间说是国有的就是国有的。
说明了市政府成立该开放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为“到目前为止，农民没有查到中央、省批准成立该开发区的合法文件。”
揭开了非法设立该开发区的腐败：负责该开发区开发的“实际上是一官办公司，宣布政府占有大部份股份。到目前为止，已产生严重的政府官员和干部私分股份，以及围绕该地出现的其他严重违规操作和腐败问题。”
痛斥该市市政府的毫无诚信：“政府承诺给农民的宅基地多次承诺多次背诺。”
列举了市政府的单方面强买强卖和对维权村民进行的五次野蛮镇压。
最后，“我们紧急呼吁胡锦涛主席立即干预此事，请立即派工作组调查这次镇压事件，调查确定2万亩林地的权属问题，调查设立‘榆林市西沙开发区’的合法性问题，调查围绕开发区违规操作和腐败问题。”
任何尊重事实和不抱偏见的国人皆会认定：这些村民的集体徒手维权，完全是合法合理合情的行为；他们写给胡锦涛的呼吁书，也是有据有理有节的诉求，充分展示出农民维权活动的正义、理性和坚韧。
反观该市市政府及其开发商们，是多么贪婪的敲骨吸髓之徒：打着“收回国土”和“发展经济”的旗号，抢夺归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不征询村民集体的意见，甚至连象征性的谈判和讨价还价都没有，就强制性地单方面征地，单方面定价，堂而皇之地发布规定：开发2万亩林地，补偿给农民的劳务费仅仅是每亩500元，而向开发商招商出让的地价则是每亩35万元，卖地价比补偿费整整高出700倍。
再看该市市长、公安局长以及警察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五次出动大量警力，对徒手村民进行公开的暴力镇压。据村民的呼吁书列举：第一次镇压是2003年4月28日，出动400多名警察；第二次是2004年5月23日，出动700多名警察；第三次是2004年5月26日，出动近3000名警察；第四次是2004年8月27日，出动2000名警察，前后共有近百人次被抓。最为暴力的第五次镇压发生在国庆长假期间的10月4日，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和市公安局长杨勇亲自出马，指挥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围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在镇压和反镇压的过程中，警察居然对徒手村民开枪，致使50多名农民受伤，其中重伤27人。正如呼吁书所言：两年来的五次镇压，该村及周边村庄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白色恐怖地区。村民们包括许多党员村民，感到榆林地区成了被一些虎狼官吏割据、不受共产党领导的“土围子”。
中共执政的55周年庆典，变成了三岔湾村村民的灾难。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土地开放中屡屡发生的野蛮行为：强势的官权与资本结成利益同盟，强制掠夺民财和肆意践踏民权。而正是写在中共《宪法》中“土地国有制度”、官权至上的现行制度和官商勾结的制度化腐败、以及稳定第一和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绩标准……赋予了政府性暴行以合法性。联系到十．一前后，中共的专政机关对来京上访民众的围追堵截和驱赶逮捕，所谓的加强中共各级政权的执政能力，不过是在邪恶制度庇护下，加强权力滥用和暴力镇压的能力。
由此，能否尽快“还地权于民”、特别是“还地权于广大农民”，不仅事关基本人权的能否落实为法定权利，官权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且事关能否改善官权太大而民权太小的极端不公的现状，遏制官商勾结的权贵集团对弱势群体的肆意掠夺。
由此，固然，一直受损的民众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现行制度，但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自发民间维权运动的扩张，越来越变成自下而上地争取民间权益和推动制度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我必须以高傲的愤怒，强烈抗议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公然掠夺三岔湾村民的土地和镇压村民维权的野蛮行动！并要求按照司法程序调查榆林市市政府的征地和镇压的违法行为，对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和市公安局长杨勇以及相关责任者，进行公开公正的司法追究！
我更应该以谦卑的姿态，向这些村民表示由衷的支持和敬意：他们不仅是必须加以平等对待的国民，也不愧为令人尊敬的维权斗士！
2004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