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闻：谭嗣同与杨建利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维新不过百日，谭嗣同就面对死亡，大义凛然地作了绝命诗。唉！杀六君子不是光绪皇帝，而是大清皇朝核心中的核心───西太后慈禧。换言之，就是这个垂死的老妇在成为中国最高核心之后，致使中国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在黑天暗地里，年轻有志的壮士一个一个被杀。

到了新世纪的中国共产皇朝，仍旧秉乘着这种独裁专制理念，一个垂死的独夫民贼仍然以核心自居，不顾千夫指、万众怒，把一个一个爱国、爱民的壮士赶尽杀绝。杨建利事件就是典型的事件。我有一个朋友，在杨博士被拘时，也仿照谭嗣同的绝句写了一首哀歌：“有心报国，无力归门，拘得其所，快哉快哉！”以抒心中怒火而颂建利之壮行。

其实，杨建利与谭嗣同是有一比的。两人都系高级知识份子，民族精英，他们青春焕发而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义无反顾地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与独裁，其思想也极力推崇社会的变革，其理想亦为解放人民、拯救民族，富国强民为旗帜，当然，其两人面对的敌人也具有趋同性，正因为在相同残暴的专政下，使他们俩人的牺牲与壮举产生同样的震撼！读历史，观今世，无论从思想、意识和精神，还是其品德、勇气与豪情，杨建利绝不比惊天动地的英雄谭嗣同逊色，甚至更辉煌、更灿烂、更耀目。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先进的知识份子目睹满清皇朝独裁统治的极端腐败，痛感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爱国知识份子忧心如焚，以“能变则存，不变则亡”之思想主张政体变革。谭嗣同在《仁学》中启迪民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明确地指出封建皇朝的君主是搜刮民脂民膏的祸首罪魁，并号召草根百姓“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当然，谭嗣同痛感独裁之强大，暴政之狠恶，他冒死呐喊“唯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民死，变法则民生，方将私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已，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即与已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

谭嗣同无愧于我们湘人之楷模，他将封建君主视为独夫民贼，万恶之源，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在实行暴政专制的大清皇朝，则是必冒“五马分尸”的危险，但是，谭嗣同还是愤然跃出，高举变法大旗，为中华民族的强大，为大众的幸福不惜一切，扑汤蹈火进行抗争。

中共政权，已名副其实复辟了封建皇朝体制，首先其制度上，它也明白无误地向世宣称“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核心”、“第三代核心”，与秦一世、秦二世、秦三世没有任何出别，其次在组织上，它也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总书记”，家天下更使独裁成为民贼。第三，在其行政上，实行彻头彻尾的“顺吾者昌，逆吾者亡”政策，把一切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进九层地狱。

乱世出豪杰，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就会涌现谭嗣同这样的精英与壮士，杨建利于是投笔赴义，并作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惊天之举，其言其行则比谭嗣同更富壮烈与激昂。

1993 年，杨建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更符合人类的公益原则，更加肯定人类的生命价值，这一点毋需多论。因此，以结束中国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为目的的民主力量显然比专制力量占有更多的道义资源。现在中国的专制力量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大多数资源（非道义资源的资源），更多地利用人的恶，而不是人的善，去调动和使用这些资源，以图延长专制制度的寿命，以及保住由此而来的利益。“六四”屠杀和疯狂地用权变钱就是最典型的实例。相反地，中国的民主力量更多地是利用道义的精神去感召人们的良知，逐步建立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权的基础。”

正是与谭嗣同相同的理念，结束专制度，倡兴民主制度，成为杨建利竭力竭诚奋斗的事业，他放弃优越的生活，为民主、自由而呐喊抗争，1997年11月，中共第三代掌门的江核心驾临哈佛，这个一贯喜欢作秀的中共总书记正在滔滔不绝地唱呤着“丰功伟绩，可在演讲会堂外面，已在哈佛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杨建利愤怒的游行示威者队伍中领头高呼“打倒共产党”！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胆略。

戊戌变法失败了，有的人逃向海外，成为洋鬼子们的走狗，有的屈膝求饶，成为保皇党的干将，但是，谭嗣同宁死不屈，他心知革命的根在中国，革命的力量在大众，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而慷慨就义，使六君子的英名永载史册。当然，他们流下的鲜血与精神，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于是，中华大地以救亡图存的起义，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摧毁封建皇朝的革命。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义和团运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使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变革，摧毁了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了谭嗣同梦想宿愿。

在海外民主运动进入低潮，大陆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杨建利清醒的认识到，革命的力量在本土，民主的核心在大陆，与其在洋人的怀抱里叫嚷鼓噪，不如回国主导助威。因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完完全全实践自已的诺言：“破掉中共当局这一分隔之计的最好办法就是干脆大张旗鼓地公开与国内的同道联络，联络越公开（没有阴谋颠覆）、联络的次数越多、范围越广（法不责众）、规模越大（形成力量）、内容越具体（为民请愿而非破坏国家安全），中共就越难再用“与海外敌对势力串通”等罪名治罪。若想收到更好的效果，海外民运人士就要以闯关、偷渡等行动进行配合。”

杨建利被捕了，成为中共大狱下的囚徒，但是，他的义举却给中共政权带来沉重的打击，使中共政府产生强烈的恐惧。2002年7月24日，中共发出《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通知，这不得不使人产生这种联想：大明皇朝在兵临城下时，也曾发布了《肃内贼惩异匪》之告示，迫使大明将领忠贞不渝地投向皇太极。在“内贼异匪”的怒吼中，于是崇祯皇帝魂断景山。

事实如此，杨建利与谭嗣同是二根绞命索，一根已经绞杀了大清皇朝，一根必定绞灭了共产皇朝。

（作者原名陈少文，因网络协作于2002年8月6日被捕，此文是作者被捕前投寄议报的，目前在中国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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