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远古时代的先人对流通领域里的钱币似乎并不那么当回事，他们只是随手从海滩、河畔捡一把俯拾皆是的贝壳来充当货物交换的凭证，这些充当货物交换的凭证的贝壳就是钱币的老祖宗－－－－贝币。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交换手段越来越重要，人们也随之对货币交换手段越来越重视，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将钱币视为至高无上的神明和人生的唯一目标（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目标）则是使事情完全走向了反面。而中国人在这条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最离谱。
尽管中国存在着释、道、伊斯兰、基督等各种宗教，但就中国国民整体而言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群毫无宗教信仰的芸芸众生却对财神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不但供奉财神，而且供奉出了文武财神诸多花样：当今常见的财神塑像多为黑面浓须，骑黑虎 ，一手执银鞭 ， 一手持元宝的全副戎装的赵公元帅，此为武财神是也；文财神则来源多多：比干、范蠡、财帛星君和禄星皆是也。文武各路财神专门统管人世间一切金银财宝。
中国人对文武各路财神爷的崇拜供奉并不仅仅局限于摆放在案头的金银铜铁锡泥胎的有形的神象，更是人人心中崇拜供奉着的无形的神象以及人人嘴中口头禅般的“恭喜发财”的有声的祷词。
但中国人在崇拜供奉有形、无形的财神神象并虔诚地发出祈财祷词的同时却绝少有人问一问所发之财的来路是否正当，所发之财的用途是否正当。
所幸的是，古往今来，一些卓而不群的特立独行之士以他们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行令世人耳目一新。据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规箴》记载：王夷甫很讨厌自己老婆的贪得无厌的品行，而绝口不谈“钱”字。他老婆为此趁王夷甫就寝未起床前让婢女用钱币将床周遭环绕，使他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看他说不说“钱”字。没想到王夷甫却大声招呼婢女：“举却阿堵物（把这个东西搬开。‘阿堵’乃六朝姑苏方言，即‘这个’的意思，后来人们便用“阿堵物”代指钱了－－－－笔者注）”；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巨匠鲁迅对钱也是看得很淡的，他在一篇《祭书神文》中写道：“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颇有王夷甫的风骨；而今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这里暂不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对待金钱的态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从小就讨厌父亲整天摆弄算盘珠子的习惯，年龄稍长后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更是在暑假期间身上不带分文和同学萧瑜一起靠为不识字的农民写书信换取食宿而徒步走遍湖南全境搞社会调查。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经历过一次被国民党军队追捕的险境，在险象环生、生活无着而最需用钱之际，他却将身上
仅剩的几块银元全都送给了向他提供了一双草鞋的农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毛泽东亲自经手筹措钱款只有一次，那就是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筹措旅费，向章士钊救援。章即向沪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二万银元相助，毛泽东把大部份款项交给了赴法的同志，剩余部份全部交给了湖南革命组织。从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手不沾钱了（这里顺便说一个真实的花絮：毛泽东在不经意间误碰了他让管理人员资助家庭困难的某卫士的钱，竟像碰了脏东西一样使劲擦手，他对金钱的态度可见一斑）。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最大的收入就是《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但这笔巨款中除了毛泽东通过管理人员资助对革命有功的党外人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经过中央批准少量拨给家属外，自己从不支取，直至逝世后全部上交中央。
对比上述先人的嘉言懿行，那位刚刚被迫辞职的以赵公元帅为崇拜供奉偶象、以“闷声发大财”为座右铭的权倾一时的江“核心”显得多么卑猥啊！
诚然，对我们这些“睁眼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工薪阶层来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但我们在与金钱打交道时不作对金钱顶礼膜拜的奴隶而作驾驭金钱的主人还是办得到的罢。
中国人要想有出息，先从不作金钱的奴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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