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长长的连鬓花白胡子的阿扎姆，看起来就像一个穆斯林长老，尽管还不到50岁，但路上的孩子见到他都管他叫爷爷。《古兰经》鼓励蓄胡、留长发，阿扎姆也喜欢这样。他一口流利的汉语不能不让你吃惊，但更让你吃惊的是他对中国的了解。他有许多中文名字，比如“马克思”、“达尔文”、“阿凡提”甚至“拉登”。“以前我最喜欢被叫做‘马克思’。”他说。
阿扎姆是巴基斯坦馥洋有限公司(Aroma Oceanic Ltd.)驻中国办事处的首席代表。由于他在中国的经验和关系，这家小型贸易公司被巴国大使选中，在北京的赛特购物中心和百盛购物中心尝试将巴国芒果当做赠品赠给消费者。巴基斯坦盛产芒果，它希望能像泰国一样向中国大量出口芒果。
为巴基斯坦农业部推广芒果阿扎姆没赚一分钱，甚至反而垫上了一些费用。他说：“为祖国出力我愿意，因为我是巴基斯坦人。”
1978年，阿扎姆21岁时被公派到中国留学，到现在，其间除了6年时间在卡拉奇和北京之间频繁穿梭以外，其他20年基本上都待在中国和北京。“我这半辈子，在北京渡过的时间比在巴基斯坦任何一个城市都要长。”阿扎姆说道。带着外国人特有的视角，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虽然中巴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但20多年前巴国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并不多。许多巴基斯坦青年更愿意去西方发达国家，与阿扎姆同时被派来的只有5-7名学生。
阿扎姆是自愿选择留学中国的，虽然亲戚、朋友都曾劝他去欧洲或者日本。他不愿随大流。他说：“在我们国家有一句成语，意思是一只羊在前面走，其他的羊就跟着走了，也不想想为什么。我不想当这样的羊。”
他进了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主修冶金采矿技术，学制5年。他还记得那时北京满大街都是中山装，几乎像一片蓝色的人海。在学习期间，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周勇伟”，“勇伟”是他名字的原意 勇敢、伟大，而姓周是因为那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姓。
语言和习俗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与阿扎姆同来中国的巴基斯坦人都待不下去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他想努力学好技术报效国家，但毕业时，巴基斯坦没有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热气腾腾。在巴国前任大使的介绍下，他进了巴基斯坦人控股、注册在瑞士的海湾国际集团(Gulf International)中国办事处，做中巴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一干就是6年。
1983年的中国经济刚刚开始走上正轨，当时，能做外贸生意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公司。阿扎姆的公司主要从事矿石、化肥和纺织品贸易，可打交道的中国公司也不多，它们分别位于北京的二里沟、东华门和北京饭店附近。这3个地方阿扎姆每天几乎都要跑一遍。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体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有外贸经营权的内资企业已近12万家。这期间，中国的外贸政策几经调整，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门槛也一降再降，从最初的固定资产1亿元以上降到注册资金50万元。然而这种开放却让阿扎姆有些头疼。他说，从前，尽管垄断造成衙门大、架子大，但作为国营大公司，信用不成问题，而现在，许多中字头的进出口企业是个人承包的，利益受损时它们往往会撕毁合同。
依靠在海湾国际集团的工作，阿扎姆在中国生活得挺好，甚至在香港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海湾国际集团号称是当时最大的私人海运公司，其资金周转主要依靠具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国际信贷银行(BCCI，Bank of Credit Commerce International)。但国际信贷银行在1991年发生了金融危机，旋即倒闭。这令阿扎姆多年的积蓄荡然无存，信用卡也变成了废品，以致他最窘迫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在中国近10年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阿扎姆回到了祖国。
在2000年进入馥洋公司以前，阿扎姆和朋友一起开办过从事中巴贸易的小型海运公司及做过一家中巴合资的摩托车厂驻中国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他的海运公司每两个月到中国做一次生意，并且在他的努力下成了当时惟一一家加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外籍公司。他一直在同中国的商业环境打交道，在他眼里，中国负责管理商业的政府机构态度好多了，效率也有很大提高。他举例说，比如建立馥洋公司驻中国办事处，过去至少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而现在只用两个星期就行了。
不过在中国做生意也让阿扎姆碰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包括：
在中国成立公司仍然很困难，资金门槛过高。
按照中国政府以前的规定，注册一家外资贸易公司需要20万美元注册资金，但几个月前降低到了15万美元。阿扎姆觉得还是难以理解，因为在香港注册一个外资贸易公司只需要1元港币，而在巴基斯坦大概也差不多。
许多中小企业还不懂得国际贸易的规矩，所准备的资料往往没有配上英文，“在巴基斯坦没有人看得懂。”他说。
中国企业有时没有耐心，显得急于求成。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摩托车、卡车都有需求，只是和中国一样，巴国政府对整车进口课以80%的重税。“如果改用零部件进口再组装的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税率可以降为30%。”阿扎姆说，“但是中国企业往往嫌麻烦，只愿做整车贸易。”
10多年前中国就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现在情况仍然没有多少改善。
最让阿扎姆难以置信的一件事发生在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他在不久前去了那里并买了一件商品，结果发现是假的，可摊主当时竟回答说，义乌的商品能用3天就行了，别指望用4天。
“真奇怪。”阿扎姆打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