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项目的严重失策
二00四年以来，大陆媒体暴露了许多重大投资项目严重失策的问题，一些重大的项目一查就是漏洞，一清就有问题，从立项到施工，从首脑到基层，官员们做尽了数字游戏，说尽了谎言，骗尽了国家的钱财。
长江、黄河两大河流治理工程由国家投入了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十年来，长江投入了约五百亿元，黄河投入了六百亿元，专项资金大多成了“唐僧肉”，被一个一个的“家贼”掏空了，到了真正的水利建设中，就只有一个零头了。就拿长江堤坝隐蔽工程来说，部份施工单位买通建设和监理单位，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水下护岸抛石少抛多计，水上护坡块石以厚薄充。有关部门抽查5个标段发现，虚报水下抛石量16、54万立方米，仅此一个内容多结工程款1000多万元，目前部份堤段的枯水平台已经崩塌；抽查11个重点险段发现，水上块石护坡工程不合格的标段达50％以上。在这一工程建设管理中，官员们以权谋私、大肆受贿。此案在2003年上报国务院后，有关部门立案查处，三百多人涉案，逮捕叛刑21人。但是，几千亿的资金能全面细查吗？如果细查的话，将有多少手握权柄的“家贼”牵涉进去呢？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劣质工程不是起着防洪护堤、输通河道的保护作用，而是造成更大的隐患、更大的灾难，有些专家就指出，黄河、长江一些论证不科学的护崖引水、堤坝加固、水下护岸抛石破坏了生态平衡，再加上工程偷工减料不易修护，遇到大的洪捞灾害将后患无穷。
胡温体制在对省、市一级的投资项目中惊讶地发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投资都是盲目上马，投资论证竟然像小孩“过家家”般的草率，致使千百万元、甚至是数亿元的资金打了“水漂”，交了“学费”。
1997年，安徽省合肥市兴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场。除了引进设备花了2400万元，国内配套、征地、建厂房、修路等一共花了一亿零六百多万元，其中有1600万的国债，5600万的财政拨款，2000多万的银行贷款。可几年下来，这个垃圾处理场到最后就成了一堆“垃圾”，官员们异想天开地选择了国外“先进”的焚烧、堆肥工艺同传统的卫生填埋相结合的方式建了这个垃圾场。但在试运行期间，却发现设备和工艺都存在严重问题，就这样，一个超过一亿元的资产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废品，凄凉地闲置于荒野里，锈迹斑斑的进口设备，狰狞可怖地露在旷野里。CCTV在6月24日调侃地用“亿元工程的尴尬”进行了报导，原来，这个垃圾处理厂是经过所谓“专家”论证后上马的，那些“专家”全是厅局长、各大办主任。是这些人在办公室里“框框估估”就敲定了。既然是人民的“公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甚么如此的草率呢？
合肥市兴建“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是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需要。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那几年里，在江泽民好大喜功政策的诱导下，各类“评比”、“创建”活动此起彼复，全国大小城市热衷于做秀，创建“全国百强县（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旅游城市”、“全国环保城市”等评比、创建活动已到疯狂的地步，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在全国大小城市铺天盖地的兴起，结果都是豆腐渣工程、投资不见效益的短期工程，有限的地方财力，被好高骛远的官员们打着“创建”的旗号挥霍殆尽，实际上，这些从老百姓身上搜括来的钱财，除投入了一部份外，大多是官员们兜儿里装了一部份，吃喝玩乐挥霍了一部份，向前来评比的官员行贿了一部份。要是不打着“创建”的活动，官员们如何寻找机会大捞、特捞呢？老百姓都说，江泽民的十三年，是中国最黑暗的十三年，黑就黑在这个地方。在所谓的各种“创建”活动中，制造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然而，全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马屎表面光，中间一包糠。” 全是表面华丽，虚假繁荣，病态倾斜。全国上下像合肥市这样草率上马的垃圾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举不胜举，数不胜数，摆在各县市政府里金光闪闪的“百强县”、“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市”的奖杯、奖状，记录着官员的罪行，记录着老百姓的不幸，记录着制度的耻辱。 “公仆”们利用权力吃空国家
要说胡温体制披露上亿元垃圾项目使江泽民感到尴尬的话，那么，“铁本案”更让他脸上无光。这个公司是在他离任的最后一年──2002年报批的。由于钢铁市场在大陆内已经严重饱和，再加上生产的钢铁质量不过关，产品类型单一，所以，国务院早就做了规定──严厉禁止盲目投资低水平的钢铁市场的上马。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铁本公司的法人代表戴国芳像是魔术大师当着世人展示他的“杰作”一样，当着中国大陆各级官员天衣无缝地展示了他的“魔术”──先后成立八家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而作为观众的各级官员竟然没有一个“识破”，或者说即使是识破了也不拆穿。
2002年5月以来，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先后成立成立八家合资（独资）的公司，投资约105亿元的公司占地近6000亩，在长江边开建800万吨的钢铁项目。2002年9月，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先后越权、违规、拆项审批了铁本合资公司的建设项目。铁本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即开工建设，到胡温亲政时已贷款投资25亿元人民币。从项目审批、建设用地，到环保审批、银行贷款，这些数十个部门的几百道重重关卡都是一路“绿灯”。 应该说，能够让胡温政体“触目惊心”的不仅仅是严重违法上马了这个企业，也不是25亿元的资金（几乎都是银行贷款）打了水漂，而主要的是戴国荣“闯关”记录，千百道“关卡”、22个项目拆开后就要分成22次到数十个部门审批，每一个审批的单项资料需要各地的“公仆”们讨论研究，要是戴国荣不给予“好处”，一掷重金，如何能换来“公仆”们在审批表上的“同意”二字？现在，工程虽然被迫停下了，“魔术大师“戴国荣也关起来了，但是，那25亿元的银行贷款资金由谁来偿还？这最大的责任是谁造成的？不用说，是江泽民时代的体制造成的。国企倒闭，肥了贪官深入揭露国企垮掉的报导是近一年来前所未有的现象，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河南镇平县事件了。六月份，《新华网》、《人民网》相继报导了河南省镇平县“国企改革”，干部在厂区建起别墅的消息，报导说，六年“改制”改垮九成企业。“17家垮掉的企业厂区，有500多栋洋房别墅”；一面是下岗工人住在破乱的筒子楼里：“职工集资盖个厕所也被厂办扒掉了，吃水的压井也是职工自己兑钱修的”。一面是：“距这些破旧的筒子楼不远，就是那些在企业生产区新建的豪华别墅。这些豪华别墅每座占地面积为0.3亩─0.5亩，建筑面积200平方米”、“ 镇平县玉雕厂现已盖起52座别墅，按每座别墅造价最少30万元计算，总造价就达2500多万元。”下岗工人们说：“俺县原来有30多家国有企业，1997年县里对企业改制，这改一个倒一个，现在俺县的国有企业都倒闭了，设备、厂房、地皮都卖了，厂子没了工人都下岗了。” 纵观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短短几年间，在所谓“改制”的大潮中垮掉的、倒闭的国有企业势如破竹；效益差的企业像卖狗屎一样廉价处理、效益好的企业在“改公为私”中资产严重流失，一级一级的官员和企业主管，就像蚕食山林中的羊羔，虎豹吃肉，豺狼吃骨，“残羹剩餐”之后留给秃鹰，最后是蚊虫苍蝇吃尽吸干。国企垮掉后，留给胡温的是两个永远根除不了的“后遗症”。一是各地银行成百上千亿元的呆帐、坏帐、职工工资和高利贷。找谁索要去？大大小小带“长”的地方官员、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和企业领导将各种“提成”、“谘询费”、“好处费”早已安稳地揣进兜里了，进了“保险库”，巨大的硕鼠早已将企业内部掏空了，垮掉是迟早的事，迟垮不如早垮，借“改制”之机一哄而散，屁股一拍溜之大吉，官员们真是求之不得，哪里还会管那些债务？二是产业工人像是被挤完了的牙膏，一脚踢出门外。那些工人──社会主义主人，曾经创造了“社会主义”财富，但无奈的是，作为地方官员和厂长经理──“人民公仆”们，嘴巴太大了──吃了三分之一，兜儿太深了──装进去了三分之一，性欲太强了──包小姐、包二奶玩了三分之一。而现在，那些没有工作岗位，没有收入的工人就成了一个“包袱”，哪里是他们生存的空间？自诩为最先进的“三个代表”究竟代表了哪些人？这些下岗工作的出路在哪里？胡温如何妥善安置这些人员？巨贪“杰作”比比皆是
一桩桩，一件件政策的失策，为甚么都发生在“十三年”？一桩桩，一个个的豆腐渣工程更是为十三年“景上添花”，仅桥梁建设项目来说，近几年来的塌陷就层出不穷，1999年1月4日，被誉为“长虹卧波，綦城一景”的綦江虹桥仅开通三年多时间就倒塌了，40多人遇难，损失数千万元；2001年11月7日，当时被赞美为四川宜宾县“十大工程”、“亚洲第一大中承式钢筋拱桥”的“金沙江大桥”倒塌，三死五伤，损失二千多万元；2002年8月16日，河南省内乡县宝天曼旅游公路上正修筑的万沟大桥在合龙时突然发生倒塌，10人当场死亡，两人受伤，损失数千万元；2001年6月23日，投入使用仅四五年时间、被当地人誉为巨贪的“杰作”的广西合浦县城郊的文尉坊大桥西端引桥塌陷，幸无人员伤亡；2003年4月21日，广东珠江大桥桥面塌陷，桥面形成一个10多米长的“大坑”，两伤一亡。今年6月28日，准备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剪彩通行的江苏省徐州市弘济桥突然塌陷，无人员伤亡。损失七百多万元。
不该上的工程项目上了，纳税人的千百万元、甚至是数亿元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官员们通过“投资”、“改制”大肆捞取好处，留下了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个重大隐患的桥梁、高楼、水电站、堤坝等等工程设施记录着十三年创造的“辉煌”，也留下了腐败制度的记忆。当有一天，高楼倒了、桥梁塌了、水电站破了，那该是哪一个人的罪过？到时候，那些旧帐可能都要算到江泽民一个人的头上。
吃喝嫖赌糜烂透顶
一方面，是官员们的投资失策，留下了豆腐渣工程的隐患，另一方面，从大城市到小城市，楼堂管所、星级饭店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形成大小城市亮丽地“风景线，”“风景线”里，全部是近十年来江泽民时代蓬勃兴起的、世界一流的服务业与娱乐业，到这些服务业、娱乐来来消费的，也是十多年三个代表培育出来的、级别不同的官员。多如牛毛的官员们整天沉溺在这些富丽堂皇的设施里享受他们糜烂的生活：从室内的保龄球场到室外人造高尔夫球场，从日本的“全人宴”到美女服务的泰式浴，从山吃海喝到么三喝四的豪赌，一掷千金的奢侈消费令最发达国家的西方人瞠目结舌，食欲和色欲和健身在这些高档建筑物里成为主题，在这里，才真正将一群在办公室里、在演讲台上衣冠楚楚的官员面目暴露无遗。这些“丰富”的“家产”交到胡温体制的手里，他们能不棘手么？
2004年6月23日，胡温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在人民大会堂“闪现”了，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23日作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审计报告中，李金华列出了一长串的审计清单，无疑的，这是一颗放射型的探照灯，将江泽民执政时期的腐朽与糜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审计清单只是冰山一角，但是，暴露的问题的意义是深远的。
“审计清单”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央有关部委的审计情况：1994年，国家计委批复同意所属宏观经济研究院等7个单位联建科研办公楼，办公楼建成后，原国家计委将其中部份面积用于出租；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租金3285万元，用于机关离退休干部医疗费超支等。发展改革委应对出租房产进行清理，报国管局研究处理；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4个单位编造、变造7份“林业治沙项目”贷款合同，套取财政贴息资金415万元；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2003年，国防科工委共分配预算资金162、1亿元，年初预留62、91亿元，预留比例达38、8%；科技部在年初分配预算资金时，将科技三项费用17、07亿元全部预留，直到当年8月至11月份，才采取追加的方式批复到有关地方和部门……，1994年，国家计委批复同意所属宏观经济研究院等7个单位联建科研办公楼，办公楼建成后，原国家计委将其中部份面积用于出租；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租金3285万元，用于机关离退休干部医疗费超支等。发展改革委应对出租房产进行清理，报国管局研究处理；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4个单位编造、变造7份“林业治沙项目”贷款合同，套取财政贴息资金415万元；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2003年，国防科工委共分配预算资金162、1亿元，年初预留62、91亿元，预留比例达38、8%；科技部在年初分配预算资金时，将科技三项费用17、07亿元全部预留，直到当年8月至11月份，才采取追加的方式批复到有关地方和部门……，尽管这些披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尽管李金华在提到各部委的资金去向时“欲言又止”，但已经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作用。不用怀疑，衮衮诸公的“大臣”们除装进兜里外，剩下的吃了喝了玩了乐了。
审计结果惊心动魄
从这些审计清单中不难看出，这十几年来，在江泽民身边的“大臣”们，胆量有多大！牙齿有多深了！那些天文数字的巨款，全部都是“三个代表”的执行者挥霍掉了。但是，为甚么那些部长级的“大臣”、“内衙”们有如此的胆量呢？毋宁讳言，他们一方面是有“三个代表”作为挡箭牌，另一方面是上行下效，古人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臣”们生活的环境是一块贪污受贿，吃喝嫖赌的土壤。难怪他们不腐败吗？所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大臣”们的贪污系统，才有了今天全国上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局面。
历史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十六世纪明朝后期的严嵩、十七世纪的和□与今天的大臣们先后辉映，过去的严嵩和和□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表，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今天的“大臣”、“衙内”们也是如此，他们通过谄媚和拍马屁得到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江泽民的信任，这些“大臣”、“衙内”们嘴里喊着“三个代表英明伟大”，讨得江泽民“龙颜大悦”，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嘴里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虽然杀了成克杰，胡长青。但是，正像严嵩、和□的时代，诛杀越严重，贪污受贿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可以说，江泽民身边的“大臣”和“衙内”是一个无底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去了。
大学城“误人子弟”
“审计清单”暴露的另一个问题应该是大学“圈地”运动，据审计署披露：“‘大学城’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如南京市仙林、江宁和浦口新校区的12所高校建设项目，目前银行贷款为27.28亿元，占实际到位资金的71%。这些学校还本付息主要靠学杂费收入，按目前收费情况测算，今后每年还本付息额将超过学杂费收入的40%，个别甚至达到80%”；“东方大学城将6007亩（含耕地5728亩）用于建设5个标准高尔夫球场，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规。”
这些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悄然兴起的、藉助于兴办教育而大量“开发”的“大学城”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有的大学已办成“公园式”、“风暴式”的园艺区，现在，国内许多专家们忧虑的是国土被“圈”，巨额贷款无法偿还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些认识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最大的隐患是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堕落和腐化，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子将会被张着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门外。以办学为幌子、实以盈利为目地的经营商就是一群吸血虫，会将从农村、工厂来求学的孩子的家长榨干吸尽。
“东方大学城”于1999年动工修建，到2003年竣工，它如画的风景、气势恢宏的建筑的外表掩饰不住农民工血泪斑斑的控诉，当衣冠楚楚的官员和有钱人在山水叠翠、湖光山色的人工打造的高尔夫球场里寻找新的刺激的时候，场子外面是衣服褴褛的乡下农民工脆弱的呐喊声。欠下十多亿元工程款的大股东金卫华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趾高气扬地钻进小车时，车外就是绝望的农民工工头常广风讨债无门的情况下服毒倒下的身影。在这些新兴的大学城里，教育的软环境的“改善”就意味着教育体制的全面蜕化变质，以赚钱为目的的利益集团将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了摇钱树，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其“后遗症”将是几代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移民工程成了“愚民工程”
审计署披露的另一个丑陋无比的问题是“移民工程”，为了三峡的“大业”，三峡库区的移民像被牵猪赶羊一样赶到远在内蒙古的“新居”，然而，当他们住进去后，才发现移民工程原来是“愚民工程”：仅内蒙古自治区克甚克腾旗土城子镇的一个地方，“移民新村”建筑面积2500多平方米、总造价90多万元、可容纳35户170多人居住，于2003年10月完工。可是刚半年时间，许多房屋地基下沉、房顶塌陷、墙体开裂等严重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就连春天刮风都能把一些屋顶掀掉。这些，都是口口声声高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公仆”们的所作所为！ “审计清单”披露的最多的是省、市地方的问题，诸如“地方虚报套取救灾资金问题严重”，“人为少征税款问题突出”，“长江堤防隐蔽工程质量令人担忧”，“财政资金投资效益不高”。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说不足挂齿了，为甚么这样说呢？既然这个制度已在江泽民时代变成了一个大酱缸，皇城脚下的“大臣”、“衙内”们已经酱化成了无孔不入的大蛆虫。那么，省、市、县一级的官僚体系只不过是蜉化而成的小蛆虫而已，他们虚报一些救灾资金而中饱私囊、人为少征税款而私设“小金库”供于吃喝嫖赌、一层一层地盘拨水利工程款用于养小车、养餐桌、养小蜜等等现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漏洞百出的金融市场
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的传奇人物竟然先后骗取银行贷款74亿元而相安无事，这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事实。要不是审计部门审计出来，也许，他高明的骗术还在继续。这个人就是冯本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南海市）的大型板材企业华光装饰板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本昌的骗术实际上很简单，像程咬金一样就那么几板斧，但是，就是那么几板斧，将本来弱不禁风的金融市场“劈”的百孔千疮、支离破碎。
2002年，冯本昌的南海华光以从香港华森公司购进原材料为由，向南海工行申请新增贷款4、09亿元。但根据原南海市外汇管理局提供的进口付汇数据，南海华光2002年进口付汇27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只有2、24亿元，南海华光从中虚构1、85亿元的贸易额。要是当地的工商、银行部门严格把关，冯本昌怎么可能弄到1、85亿元的虚构款？经审计，南海华光在南海工行的1723、3亩土地抵押物，只有76亩具有真实合法手续。其余1647亩土地中，1574、3亩是在没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由当地国土局出具国土证明文件，并由当地房地产管理局负责办理了房地产他项权证；另有73亩虽有土地使用证，但土地地址与房屋坐落地址不符，而当地房地产管理局却张冠李戴办理了房地产他项权证，并擅自将土地面积虚增至145、7亩。南海华光在各家金融机构的贷款，表面上看都有抵押，但绝大部份是虚假的，为了骗取贷款，冯本昌用一座房产，经当地房地产管理局“合法批准”，可以出具多个房地产他项权证，将南海华光在南海工行的土地抵押物普遍高估8倍多。2000年，当地的土地转让单价每亩12、65万元，总价4901、62万元。而原南海市正平房地产评估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土地评估单价高达每亩109万元，是购入价的8、66倍。
黑色的“家谱”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温体制除了清理“家产”，审查“家底”外，将更大的力气用于排查“家谱”上做文章。有人说，中国的官员在2003年之后进入了多事之秋，一大批官员纷纷倒下，说明胡温正在痛下杀手打压腐败。这种认识很正常，面对千孔百疮的社会现实，面对蟥虫般凶猛地吞噬社会财富的腐败官僚队伍，胡温没有选择，只有大加整肃。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虽然也查处了一些诸如成克杰、胡长青之流的贪官，然而，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利益集团相勾结的官僚体制在近十年里早已形成了相互依赖、坚而不摧的坚强堡垒，胡温要攻克这此“堡垒”，就有巨大的风险。
2003年，一下子就揪出了七个省部级贪官。他们分别是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潘广田，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钟麓。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2003年，查处百万元大案1319件，涉及官员9452人，县处级以上2670人。
从一个贫穷县的县委书记腐败过程让人们可以窥视一斑。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以在抗日英雄、革命先烈杨靖宇将军命名的县上大收红包礼金而名臭全国。他在“悔过书”中坦白：这钱是送给县委书记的，不是送给我李某人的。谁坐这个位置，他们都照送不误。于是，在穷乡僻壤的吉林山区，李铁成在短短几年时间，“合情合理”的收受钱财上百万元。李铁成收受红包礼金，在此地创了两项记录。一是该县的所有乡镇和县城科局以上单位不留“死角”；二是全县2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没有“空白”。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与该县所有的机关部门反覆核对，竟发现没有一个单位不向李铁成行贿。在全县科局长范围内，李铁成受贿没有“空白点”。调查结果表明，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李铁成有一年就收了44万多元钱财。李铁成还是工作在贫困的县城，在发达的县市，收受礼金的数目岂只是一百多万元的问题？
腐败的四大类型
正像三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所论述的，腐败应分为四类：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腐败。寻租性腐败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最赤裸裸的权钱莫过于卖官鬻爵了，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市场，近几年来，“要想富，动干部”的官场哲学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曾经轰动一时的县委书记王虎林最具典型性，他也是因为大肆批发官帽而倒下的，据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后来查实，从1999年2月25日到4月24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虎林先后3次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共提拔调整干部420人，其中提拔207人、调整213人。由于会做“批发生意”，王虎林家1995年存款仅1.34万元，1996年存款不过3万元，1999年一年就进帐184.36万元。1999年3月19日这天，王虎林的妻子张玉梅就到不同的银行存款21笔，款额72.5万元；5月2日又存款15笔，52万元。这种“无本生意”王虎林会做，其他官员更不是白痴。2004年初，中央组织部通报了四个卖官受惩治的县处级干部，他们批发官帽的收入都在百万元左右，这些被遭受到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只能算得上是六品、七品官员，在他们的上面，还有一品到五品的高层，还有比他们大的多的省部级、副省部级、厅局级、副厅局级等接近权力魔杖的大官，这些县处级只是夹在石头缝隙里面的官。这些人即使“利用职权”卖官，他们就曾经掏钱买官，而且还要掏钱稳住自己的位置不被别人挤掉，或者花银子继续买更大的官。也就是说，卖官鬻爵是一级一级卖下来的，反过来说，官员们的官帽是一级一级买上去的，一直买到“江三个代表”的手里去了。现在，胡温要是能彻查这些卖官鬻爵的源头，那就牵涉到江三代表身上了，无一例外的，都是江三代表时期给干部做的“好事”，现在由胡温来“得罪人”。他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江泽民留下的乱滩子不是查一批、判一批贪官能解决的问题，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胃有胃癌，胄有胄癌，肠有肠癌，肝有肝癌，肺有肺癌，只是外壳躯体还有个“人”形，即使“华佗”再世，也医治不好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早已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细胞里，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正所谓盐碱地里如何长出优质的庄稼？而一池臭水里如何能不长出水蚤水螅与水蛭？
7个省部级也好，还是2670个县处级也好，他们只是固若金汤的臭水里的几个水蚤水螅与水蛭而已，他们被查了出来，应该说是天大的冤枉，因为他们在庞大的腐败队伍里极尽鱼水之欢，在风调雨顺的臭水池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抓了他们一批，是天大的不幸。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胡温今天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但是，这十三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给他们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谓积重难返，他们的心愿是好的，决心也是大的，但无奈的是，现有的体制下是解决不了这些矛盾的，因为早在江泽民的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厦”里豢养着成群结队的耗子，早已将“社会主义大厦”里的财富和资源掏空，啃噬的干干净净，要么，维持大厦原状，治一治标，抓几只耗子做做样子；要么，将大厦推倒了打耗子，这才能治本。
2004年7月15日于广州
《争鸣》200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