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与顾雏军就格林柯尔是否在“国进民退”进程中侵吞国有资产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先是张文魁与郎咸平就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展开了正面交锋，继而是张维迎抨击郎咸平是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为敌，随后吴敬琏与许小年也在深圳主动做出了对郎咸平观点不尽同意的回应。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人士，甚至是网民，不由自主地卷入这场争论的人越来越多，争论本身更已由“郎顾之争”发展成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论战，争论的话题同样也在向纵深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不时提起但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的话题也被一再“旧事重提”。
最新召开的这场研讨会表明，此番论战的焦点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效率与公平的理论高度。
而我们也注意到，出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大论战中官方声音始终付诸阙如。
本次研讨会由《外滩画报》副总编辑陈涛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侯若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
以下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我也就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讲一讲。
人类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展开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这种政治制度－－多党制，实际上一个规范的多党制就是两党制，两党轮流解决公平和效率。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左派政党更多地强调公平，右派政党更多地是强调效率－－当然也有强调公平的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税收的方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鼓励股份共有的方式来解决公平。
但是我们中国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为什么不能同时解决呢？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这是不能解决道德和公平的根本原因。我们国家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原因是我们对权利和资本两个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对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政绩工程就出来了；我们对资本不能有效地制约，就没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农民工利益的声音。
我想最终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如何有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公平。如何有更多的效率呢？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我说中国目前的低效率，一个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通过郎咸平跟一两个国有企业家谈了话说，他们很努力，因此得出结论是他们的效率很高；不能从短期、局部的企业得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和其他的有关单位就有这种调查。我综合了一下，我们国家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损失率很高。我们国家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停产、半停产的，达不到设计能力的，出现各种问题的将近50%，这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在经济学里早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剩余控制权，剩余所有权，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如何分配到监控者的手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似乎中国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在我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更多的是从全局来看国有的损失。
毫无疑问对国有企业应当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也曾经是大搞国有企业，明治维新之后，因为腐败才进行了改革，才有日本今日的富强。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官办经济，或者是官督民办的经济，主要是政府管制或者是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最终是怎样的结果呢？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国人也没有那样的特殊聪明才智可以否定经济学的规律，创造出国有企业达到高效率的奇迹。
我们国家目前私营企业也存在这种低效率，但私人企业的低效率是由于国家管制过多，以及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造成的。比如说私营企业存在的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你到珠三角去看，工厂简直是漫山遍野，一望无际，但是水平非常低下，因此它们发展不起来。可能东部不明显，中西部非常明显：税收负担非常重，私企的不公平待遇问题，某些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的问题，以及政府宏观调控问题，比如说这次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私营企业受损失，这样使得私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低效率。
还有一个就是不公平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就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公平。但是我们又得实事求是地、现实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为不公平，因此就否定了整个改革的方向。在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不公平也是没有办法的，是不能够避免的。当前的中国改革已经缺乏了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打破低效率、均衡的陷井，恐怕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许某些既得利益者得到好处。当然这也是迫不得已，否则国有企业滥在那里，也不会卖。所以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非常严重，但是又得从中国的实际去实事求是的去看。
第二个问题，最好要采取更多的问题解决不公平的问题。怎么解决？就要更加透明。应该挂牌进行国有资产的拍卖，应当更多的招标、投标，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没有民主参与，我们又搞市场经济，最终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就是说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肯定就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社会，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对不公平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认为一个是民主参与。还有就是通过二次分配，通过加大增收财产税，还有就是要增遗产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低保救济等等。还有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去捐赠公益社会，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应当更多的在劳动保护、生产条件等各方面的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来促进整个社会达到公平的状态。
什么是国家所有呢？国家所有名义上归国有所有，很有可能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暗暗地、偷偷地把它变成私人，这就是MBO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能进一步通过产权多元化去解决。什么是私有呢？私有就是这个财产归私人所有，但实际上最终是社会财产，最终就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增收遗产税、社会保障那样使得整个社会达到公平。这就说明分配差距的大小与所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不公，恰恰是某种过度的国家所有，但同时又是某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恰恰会导致很大的不公，而不是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公。所以我认为有些问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终应当怎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应当怎么才能实现现代化？我主张土地应当私有。我坚持这个观点，而很多人反对。为什么我坚持这个观点。很简单，从目前来说，可能土地私有是做不到的，可能最近一二十年都做不到，但是我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终必须这样做，否则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你去研究世界上的那些主要的国家的例子，你去看看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大的发达国家，当然像北欧也搞公有经济，但是那是产权清晰下的原则。
从长远来说，中国实现产权多元化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必不可少。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有战略的头脑，而不是说就目前不应该搞产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会出现社会不公，实际上不是产权多元化造成分配不工，所以认识一定要清楚。
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渡的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