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于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信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后，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象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于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于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么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么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于李登辉怎么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么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 12 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于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于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后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么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后，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后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后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对中国今后的民主之路有什么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于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 Ross Terrill ）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后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厖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 枣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 6 之 2 ）
曹长青
由于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么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么出路。后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后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于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后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着，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着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么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于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后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于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于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于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于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于 1923 年的李登辉，一直到 22 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于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着，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 1952 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于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于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 70 分，有时 50 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p>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后开始学其它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么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么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后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后，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后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于 1926 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于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后，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后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后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着聊着，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后，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后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于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 80 的老人，看着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 18 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咨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后，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着丈夫；在李登辉终于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着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后，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 12 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厖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 枣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 6 之 3 ）
曹长青
由于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么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 30 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于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 1971 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后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么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 1972 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后，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么职务。还是他 22 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后，没有什么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 49 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后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 1975 年去世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后，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 1978 年 5 月 20 日宣誓就职，随后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数据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后，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后，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只脚在政界，一只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后，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于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后，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后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 12 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后又陆续买了很多关于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么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 1981 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么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后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