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向宋祖英道歉内情

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级市，数年来入不敷出，‘锁定负债’逾七亿三千万元，却以一年财政收入将近一半的大手笔，以巨额酬金邀请国内外著名歌星举办演唱会，并强行摊派演出门票，被揭露为中国大陆以‘公款追星’的一个典型案例，引起轰动。然而，丑闻的真相尚未大白，没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待，揭露这一事件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却在有关当局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两次道歉，‘媒体监督’变成了‘监督媒体’。

在中国颇具公信力、代表共青团的《中国青年报》，九月一日大篇幅登载调查报道，并配以有关证据照片，揭露了四川省万源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邀请明星、大腕举行盛大演出，并以红头文件方式，强行摊派各单位购买价格高昂的演出门票，尤以今年八月七日，付出巨额报酬请来著名歌星宋祖英、费翔等人，其中，据称仅宋祖英一人独唱四首歌的‘税前报酬’就达四十二万元。

撰写该篇报道的记者杨得志，是在接到万源当地民众的投诉举报后，获报社指派，专程到当地进行了五天采访，与万源市知情的官员和百姓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杨得志告诉亚洲周刊，向他提供材料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官员，他们看不惯当局这种不顾当地的财政能力，不管百姓的死活，却唱着革命的高调，行公款消费之实的做法，是抱着主持正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因此，透过几天的采访调查，杨得志获得了‘完整的证据链’。杨说，他的证据链包括万源市委和市政府有关这次活动的‘红头文件’、有关会议纪要、与演出单位和个人的合同以及税款的单据等，而他的报道就是基于这些事实写成，‘这些是当局和有关个人无法否认的’。杨得志强调，他在报道中提到宋祖英的酬金四十二万，都是有根有据，而且强调这是‘税前收入’。

确实，两千万的活动费用和付给演员六位数以上的酬金，不论是四十二万，或是只有十万元，都在这个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元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大部分当地百姓对此也不以为然。在万源火车站挑着水果售卖的农民陶家春说，他一天辛辛苦苦也只能卖十几元。这位万源红旗十一村一社的农民一家四口，以种水果为生，据他说全家一年收入也只有两、三千元，人均不到八百元。

亚洲周刊在当地的调查发现，即使在万源市区，老百姓生活水平也相当低，物价当然也符合当地的收入水平，比如一元钱就可以在当地著名的‘李汤圆’饭馆，买一碗甜芝麻汤圆，充当一顿早餐；在本次演唱会举办地点‘万源中学’附近装修精美的‘福满园’酒家，学生们用两元五角就可以享用一顿三个菜的午餐。‘万源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每年的高考录取率都在百分之八十八以上，据同学表示，他们每学期的学费六百七十元，加上校服一百零二元，住校费每学期四十元，四人一间宿舍，伙食费每月一百二十元，如果要吃肉，则另加三十元，共一百五十元。

但比起这样的生活水平，唱几首歌的酬金就达六位数以上，显然就是个天文数字，让当地百姓不可思议。据当地一位官员说，单单是这次邀请的五位歌星，付给他们酬金的税金就高达四十万元以上，而按中国大陆的累进所得税税率，即可算出他们的酬金是多少。当地官方曾表示，以重金邀请国内著名歌星到万源，是希望借助他们的知名度，扩大这个大巴山深处偏远城市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

万源目前人口五十五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四十四万，是四川省一百四十三县和县级市中，经济发展排名倒数第四的贫困地区，二零零零年被国家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万源市委书记林朗承认，截至二零零一年底，万源市、乡镇、村三级锁定负债七亿三千万元。二零零三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三千五百三十六元，与全国、全省和达州市平均水平相比分别少五千四百元、两千八百元和四百七十元；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四千一百四十五万元，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仅有七十五元，在达州各县市中名列倒数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两千一百二十七元。

宋祖英在香港体育馆高歌《爱我中华》。(中新社)

但就是这样的贫困地区，此次邀请来的歌星阵容在中国大陆却是一流的，除了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知名度最高’的解放军海政歌舞团演员宋祖英外，还包括海外歌星费翔、国内歌星郑绪岚、‘中国摇滚歌王’大兵、以及国内歌星董蕾蕾等；全场伴舞则由四川武警文工团和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担任，并由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团长杨笑影担任导演和艺术总监，还从成都请来专业人员搭建舞台，每人每天补助八十元。整台晚会历时两个小时以上，分《热血浸染的红土地》、《激情燃烧的金土地》两个篇章，宋祖英演唱了《好日子》、《越来越好》、《大地飞歌》和《东西南北兵》等经典名曲；费翔则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等。

但万源市不少官员和民众向本刊表示，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买票观看演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票价分别为四百元、三百二十元、二百二十元以及一百五十元的门票，相当部分在市委摊派的压力下，由公款购买之后分发给官员或有背景的人士，有些则是半买半送，‘只交了八十五元’，证实了《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有关当局强行摊派演出门票的说法。

万源市一位知情人士也向本刊证实，被摊派演出门票的电力局、银行以及交通局等，实际上都是用公款购票之后，发给单位的官员，既是福利也是一种特权。但如此奢侈的福利，对于万源石岗小学近五十岁的音乐老师吴继忠，却是如此的遥远。已经当了二十九年小学老师的她，如今每月工资八百二十元，在学校算是中上的，而一般老师工资也只有五、六百元。她说，已经工作三十三年（加上下乡四年），从没有拿过一千元以上的时候，学校经费也紧张，做什么都没钱，更谈不上花钱去买几百元一张的门票了。

吴继忠在万源土生土长，先生目前‘下岗’在家，由于没有收入，因此除了买菜之外，他基本上不出门，因为没有钱应酬，‘穷则独善其身’。她认为，类似这样的演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而去年邀请歌星孙悦演唱，并到下大雨，每人还发了一个雨披，多浪费。吴老师说，她工作这些年来，买衣服都是买减价的，‘我们都算政府职员，都这么节俭，所以看到这样的开销，真感到不可思议。

但对于老百姓这样的呼声，当局似乎充耳不闻。根据杨得志的报道，中共万源市委办公室、万源市政府办公室是在七月十七日，联合发出‘万委办【2004】38号’红头文件───《关于做好‘红色万源’主题晚会演出票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求将有关演出活动‘当成一项重要工作’，当成‘全市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和喜事’，为此要求各单位必须在七月三十日前到市委宣传部购票，以‘确保晚会取得圆满成功’。

据称文件还详细列出了万源市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各乡镇的演出票分配情况，在每个单位后面都详细标明了必须购买的四种不同档次票的具体张数，共向两百一十一个单位摊派，总票款达一百三十六万元。

记者杨得志表示，他是在八月十八日获《中国青年报》委派，到达万源的，中青报对于这样一个‘公款追星’的典型事件，是希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从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度来采访报道这件事，并进行了‘很完整很好的策划’，且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地方或哪一个人，而是抱着对国家和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对这件事进行了披露。他说，当天中青报的报道，还包括了有关的采访手记，以及有关证据文件的照片，说明了该报对此事件严肃认真的态度。

但是，由于事件中涉及的歌星包括中国大陆著名的‘军旅歌手’宋祖英，更由于宋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象征符号的作用，这一组报道见报之后在引起各方激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弹。据消息人士透露，除了地方当局透过各种关系，向《中国青年报》施加压力之外，更大的压力实际上来自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因此中青报不得不‘低头’，于九月六日和八日两次道歉。

在九月八日的道歉文章中，中青报在没有否认报道主体事实的前提下，对技节问题的误差，比如对有关宋祖英所获‘税前报酬’，与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比较，该报承认‘比较数据失实’，‘对由此给宋祖英造成的伤害及不良影响致歉’。但在万源，宋被指四首歌收取税前酬金四十二万的做法，却可能影响她‘回报人民’的形象。她在九月八日赴北韩演出时承认：‘这件事让我非常心痛。’

宋祖英没有澄清如果不是四十二万那到底是多少？而仅仅表示：‘那则报道的内容定了我两条错误，一是称仅宋祖英一人独唱四首歌的税前报酬就达四十二万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二零零二年）平均年收入的二百一十倍；二是居然根据一个明星的档期来确定纪念活动的日程，太不象话了，简直是给万源这个红色城市抹黑。看了这样的报道，我十分震惊。’

事实上，四川省和达州市（万源的上级市）纪检机构随后派往万源的调查组，也没有否认有关巨额酬金的报道，只是查明，‘宋祖英在参加万源演出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间接承认了酬金事实的存在。万源市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宋祖英等人确实收受了演出酬金，据称其税后酬金最少达二十五万。万源市地税局官员也向本刊证实，有关演出单位代宋等人‘申报代扣’，而且是‘分期分批’报税。

如此‘分期分批’报税，实际上是钻国家税法的空子，进行‘合理的避税’。因为根据中国大陆的累进所得制报税规定，收入八万以下的纳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十万元收入的税率即高达百分之四十。但是，根据宋祖英等人收取有关演出酬金的实际情况，如此‘分期分批’报税，显然有‘合法逃税’的嫌疑。北京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甚至有证据显示宋祖英等人是‘小头交税大头避税’。他说，难道他们就是如此‘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目前还担任中国大陆全国青联常委的宋祖英，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舞蹈系，一九九一年进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海政歌舞团），其甜蜜的歌声吞鹈鄣男α尘莩坪苁苤泄擦斓既讼不叮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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