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三代之差
张先生是学机械的，移民加拿大后又在BCIT拿了一个弱电工程的学位，但是苦于没有机会在本专业内施展自己的才能，2002年，移民加国3年的他决定回流了。他说钱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想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在加拿大打labour工，连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
张先生回国是权衡之后的决定。在中国长大，受教育，工作，生活，40多岁才移民出来的他对国内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自己要面对些什么。他以为这种认知可以帮助他接受现实，可是他错了。在中国，他不仅要呼吸污浊的空气，吃令人无法放心的食品，听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噪音，等等等等，生活质量和加拿大自是没得比。
“我已经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可是中国的人文环境才真的让我失望透顶！”第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公车终点站，车门打开的瞬间，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没有一个排队的。他是最后一个上车的。车要开的时候，却有人大喊自己的手机丢了。每个人都被盘查了一番未果之后，公车开进了派出所。这么一折腾，3个多小时过去了，回到住处的张先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种累和无奈。“我就不明白，不就是一个座位嘛！”
这样的小事不胜枚举：上海街头的早点，由于掺杂了太多的漂白剂而惨白的馒头；浙江小城里自来水污染严重，老人们不得不提着水桶走很远的路去买井水喝；武汉，张先生竟然买到了里面都泛着紫色的茄子；而被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欺骗让他彻底的愤怒了。
张先生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怪不得有人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张先生说，“把这些小事联系起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国内的发展机会很多，是个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张先生回国后曾任职于一家香港公司，很快就在武汉承办了一个7.4万平方米，价值超过1000万的弱电工程。“这种成就感，我在加拿大连想都不敢想。”然而，就这样一个政府工程，一个当时武汉是最大的工程，直到工程结束了，施工许可还没有批下来，而工人的工资也一直拖欠着。张先生认为这种状况很可怕，“到处都是机会，但也到处都没有秩序，不讲规则，不讲诚信。”张先生说，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物质条件不必国外差。在上海，白领们拿每年7-10万人民币年薪的不在少数，买房购车，生活惬意得很，可以说和加拿大没太大差距。
但是说到人文环境，张先生的失望溢于言表：“至少差三代吧。”就是这种三代之差，让张先生最终放弃了他在国内发展的还不错的事业，又回到了加拿大。回国创业发展的灿烂理想就这样成了泡影。还是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单纯的生存环境，还有孩子们承欢膝下，他说，这种生活似乎更舒心一些。
难以适应的国情
钟先生91年在国内博士毕业后，来加拿大留学，94年移民，98年又获得卑诗大学森林系的博士学位。他是学环保的，在加拿大这个环境保护问题几乎完全得到解决的国家，他觉得自己机会不多。但是，如果回国创业，局面则会大大的不同。抱着这样的想法，钟先生一毕业就回国了。正值厦门要创办环保城市，给钟先生的公司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
短短三四年的时间，他的公司承接了绿化工程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2002年，在决定去留的时候，钟先生没有犹豫。除了自己不想与加拿大脱节，需要知识更新之外，国内的创业形势大不如前也是一个原因。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不够，投资很少，但是竞争却更多了，加上比较复杂的环境，毫无秩序的市场，就使像他这一类想要凭能力办事的人，往往处于一种竞争的劣势。
国内的很多不正之风都让他无法接受。比如做任何事都要请客吃饭、送礼送钱，钟先生的一个朋友做铺路沥青的生意，去见交通部门的“关键人物”，就要先带上“几块砖头”。钟先生自嘲还有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对这些很是不屑一顾。让钟先生最为头疼的，应该是国内对人才的重视不够。科技咨询业在加拿大已经相当发达了，政府部门要推行一个项目，都会邀请学者教授这样的专业人士对其进行评估，然后再作结论。可是在中国，你有没有评估的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来自大公司大机构。很多时候，这个莫名其妙的规则常常会把钟先生的公司挡在某个大项目的门口之外。他非常失望，毕竟自己回国创业很难一下子就做大，除非挂靠其它大公司，否则机会永远轮不到你头上。
机会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差，钟先生最终的结论就是：“回国，仅凭自己一腔的热情或能力是根本不够的。”这就是许多人回国时都要谈到的适应国情的问题。
卑诗大学亚洲学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丘慧芬教授认为，“在国内出生长大，后来到国外谋生的中国人，再回到国内，会和刚刚出国时一样经历文化上的‘休克’，”丘教授说，“他们必须经历一次文化上的再适应和再认同的过程。”这个国情不但包括移民们在出国之前已经接受和适应了的，还包括移民在国外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变好的，变坏的，只要你想要在那个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去适应它。邱教授说其中的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需求，是温哥华“悠然见南山”的平和，还是中国的风风火火。
丘教授说她曾认识一位作家，离开温哥华回中国的时候，他说，“就算温哥华是天堂，我也要向地狱去了！”然而，这种国情却不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和适应的了。在习惯了一个文明、有序、法制的社会后，许多人已经完全接受不了国内的无序和混乱。
心态改变是最难的
丘教授指出，回国发展要经历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环境的改变，更多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心态”的改变。面对种种不规则，不礼貌，不文明，不为他人着想的行为，他们会变得易怒，而且是经常处于愤怒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想要留下，你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去适应它。”
94年张国刚教授刚从德国回国时，也有过类似的愤怒。严格意义上讲，张教授不属于移民回流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工作了5年的人，重新回到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和回流的移民大致相同。比如开车，“在德国我自己开车，回到国内我从来不敢。”张教授的话不是玩笑，因为当形形色色的马路天使们在各种奇怪的时间从不同的方向在马路上狂奔，他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样的生活质量自然没有办法和德国相比，他也曾因为这些生活琐事考虑过再次离开。然而，他始终相信，“在国内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的情况下，我会有所作为。”
从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10年来，张教授培养出了许多史学研究的优秀人才。这些带给他的成就感远远超出无法开车的失落。“各人所需要的东西不同吧，”张教授说，“我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又想要在这里生存，就得努力适应它！”只要心态改变了，就不会觉得在国内比国外差。张教授的一些朋友在欧洲或是美国的大学教书或者公司里工作，但“我发现无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值得我羡慕。”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他现在的住房属于自己，似乎比他的朋友仍然在为住房向银行交钱还要好一些。
张教授并不认同某些移民因为吃穿住用的问题而再次离开中国，在他看来，再次离开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可以施展能力的空间。“你首先要有能力。” 张教授说。他相信无论是从事商业活动还是从事学术事业，中国都是最具潜力的地方。因为，大建设大变革的中国需要学术人才，更需要经营人才。“但是，海归也好，移民回流也罢，你必须有真本事，只是凭在西方的文凭或是生活经历是不可能有好的位置的。有真才实学，并且通过奋斗，就能在中国大学或者企业、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小结
经历了移民和回流的过程，很多人得以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深度和方式、以特殊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审视这个处在迅猛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或得或失，或走或留，有人说，即使是失败了，也会心安理得。因为毕竟试过一次，搏过一回。其实，真正的得失是算不清楚的。凡事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得，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失，所有的问题都要一分为二。 移民，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必定经过了仔细的评估和权衡，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后半生。回流，或是再移民也还是一样。每走一步都需要慎重考虑，绝不可以站在两个社会观望。丘教授给移民们最中肯的建议是：要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想想都有哪些得和哪些失，之后尽最大努力，争取自己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失去的，作出一个选择，再走出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