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名年过七十的老人诉说到，他们当年曾经为共产党出生入死，享受过所谓“最可爱的人”的荣誉，晚年却成了中国社会中一批最可怜、最可悲、最无奈的人。
*当年保家为国现在无家可归*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使老兵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相反，改革浪潮把他们甩到了后面，他们的生活更加困窘，有人甚至长期处于贫困线之下。这几名湖北老兵还声称，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加深了他们灾难。老兵贺春山18岁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他属于其中最年轻的一批，现在也已经七十岁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时抱怨说，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已经到了居无定所的地步：“我参加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保到现在呢，连个家都没有了。”贺春山说，他曾经有两处临街房，和下岗的子女同住，也做点小生意， 但是他的房子被拆了。他说，拆迁的所得买不到原来一半的面积，还使他一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开始了流浪生活。
贺春山说，更可恨的是开发商不仅买通黑社会，雇佣打手，还勾结官府。他说，他要求国家赔偿，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反而受到当局的监控。“我的电话平时打不出去，它(当局)监控着呢。”
*生病没钱治*
另一位老兵万有洲长期抱病在身，三次住院。他说，他的“单位”被他所说的“腐败分子”“搞垮了”，让他的医药费无处报销，而他家每月收入平均只有200多元人民币。万有洲说，战争年代虽然缺医少药，但上级还能送来特殊照顾，而如今到处都是医院药店，自己却没钱治病：“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命干，流血流汗。现在生病没钱治，生活费都不够。”
疾病缠身的老兵蔡明江回忆说，当年他从军队复员之后努力工作，年年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退休本该享受温馨的晚年，而等待他的却是凄凉的生活：“50年代我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全国的名气吧。我现在74岁了，成了最可悲的人，最可怜的人，最难过的人，最苦的人，也是满多病的人。”
*上访遭拦截监控*
余国义是离休干部，曾为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而南征北战。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除了老红军以外”，他“在共产党里享受待遇是最高的。” 但是他却看不惯党内的腐败风气。他说，他曾前往北京上访，可是却遭到拦截。“现在我们国家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官商勾结，内外勾结、上下勾结，结成了腐败集团。”余国义在他的儿子余刚明的帮助下，联合武汉三百多名老兵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进行申诉。在今年一月的一封上告中央的信函中，他们写到，老兵参加过“革命战争”。因此不能忍受歧视与亏待，不能“被数典忘祖的违法行政者们任意捉弄，将自己置于乞丐的难堪处境”。
39岁的余刚明说，他因为帮助老兵上访以及和境外媒体联络，8月初曾被国安局警察传讯，长达10个小时，长期对他的电话进行监听。美国之音打电话询问当地国安局时，接电话的人表示，对这件事“不了解”。但是老兵万有洲证明，余刚明是从老兵蔡明江家中被“带走”的。
这些老兵还提到，他们给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部门转发下来以后，地方官员不屑一顾地说，“那是一堆废纸，告到联合国都没有用。”
余国义、蔡明江等六名老兵没有把状告到联合国，但是却写了封信，想寄给美国总统布什，揭露中国执政党的腐败，诉说中国老兵的辛苦和无奈。照他们的话说，他们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与默认青年流血、中年流汗、老年流泪的悲惨命运”。信中呼吁“各国首脑和世界人民”携手捍卫法律、惩治腐败、维护人权。
余国义表示，美国是倡导人权的国家，希望能够理解中国老兵的苦衷。“虽然我50年前和美国的军队交手，现在我觉得(美国)成了我们的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现在来看，你们还是主持正义的。”
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民政部门和军人转业安置办公室。这些部门的人员或者把记者支到别的部门，或者表示，电话上不便多谈，还有一名女士说，“我们统一不做回答”。不过，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老兵当年流过血，如今日子艰苦了，他们有些抱怨是“合理的”。他说，他们一向是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办事的。
(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