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下的铤而走险 “人质危机”席卷全国

　　“去年8月17日兰州事件后，一年的时间劫持人质案件连绵不断，至今已有二十多起，这两个月更是进入了高潮。而且我预言类似的劫持案件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出现群体人对群体人的劫持，甚至恐怖劫持。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而一旦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准备好了吗？”

　　－－著名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

　　“7·7”长春人质事件：劫持者陈浩然

　　没有人相信平常寡言少语的“老胖”竟然成了劫持人质的匪徒。

　　“老胖”学名叫陈浩然，轰动全国的“7·7”长春人质事件中的劫持者，初中毕业，今年不满23岁。

　　7月7日早晨，在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1106号刚记广州海鲜大酒店门前，一位年轻的母亲送女儿上幼儿园返回到泊在路边的“宝来”轿车时，陈浩然上前到车里用刀抵住了她的脖子，索要10万元人民币。有人立即报了警，警方调动数百警力，而现场围观群众更是多达万人，在近3小时的谈判失败之后，警方选择开枪，连开四枪才将劫持者击毙，而在此约10秒钟的间隙，劫持者的刀子亦划了人质7刀。

　　“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太穷了”

　　一个村民至今仍然觉得“老胖”的劫持人质行动不可思议，“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在邻居们眼里，这个小时候长着一张圆圆的胖脸、长大后成了“瘦高个”的一米七三的小伙子，多数时候总是很害羞。

　　8月15日，记者坐上由长春直达洮南县的大巴，颠簸5个多小时抵达县城，再搭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老胖”家所在的洮南县桃府乡永盛村。

　　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交了一笔不菲的罚款超生下来的，因此在家格外受宠。“他家里包了40多亩苞米地，但他爸爸妈妈从来舍不得让他下地干活。”

　　在永盛村村支书王歧的眼里，“老胖”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他最后一次见到“老胖”是今年3月间，那一次王歧来找“老胖”的父亲，但他到苞米地里干活去了，家里只有“老胖”一人，王歧记得“老胖”张罗着给他倒水，还热情地招呼：“大爷，你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回头跟我爸说”。

　　“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太穷了。”王歧感叹说，正是贫穷一次次将陈浩然置于心理的失衡中，最终以劫持人质这样的极端形式爆发。

　　从村民们支离破碎的回忆中，陈浩然所遭遇的心理挤压一一显现出来。

　　在永盛村的1000多户人家当中，陈家堪称最穷的人家之一。村里80％以上的人种植大棚蔬菜，一户人家一年至少可以挣1万元，只有陈家一直在种不需什么投资的苞米。这种北方的廉价农作物利润微薄，而且因为近年来的大旱，陈家甚至年年亏损。“他家欠了1万多元的债呢。”王歧对记者说。

　　紧靠洮南县城的永盛村，看起来比多数北方农村都要富裕，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盖起了砖瓦房，有的还建了楼房，许多村民甚至在县城里购买了商品房。只有陈浩然一家，住的还是泥土屋。在村子的东边，一条小胡同里，陈家的三间土坯房呈一字排开，搭盖着干草的墙倒了大半，看起来没人有兴趣想修补一下。

　　记者试图进去找他的家人聊一聊，但几次都被门口的四五个男女挡住。

　　有村民偷偷告诉记者，那是他的姐姐和几个亲戚。人质事件后，“老胖”的父母处在一种尴尬的痛苦状态中，既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难过，又为他如此伤害别人而深觉“丢人”，以致警方通知他们到长春为儿子“收棺”时，他们也不予理会。这一个多月，村里没人敢进他的家门，深怕勾起他们的伤心情绪。

　　不甘现状，“他只好动歪脑子了”

　　虽然贫困，但在永盛村村民的眼里，“老胖”绝对是一个不甘贫困的人，他有极强的自尊心。

　　村委会附近一间小饭店的老板娘回忆，每当有朋友或同学来永盛村的时候，“老胖”都会选择带他们下馆子，而不是在自己家里吃。“这孩子在我这里吃了好几次饭，每次都是二三十块，从来不欠账，都是现给的。”

　　而且，虽然陈家穷不能经常有新衣服，但跟村里其他一些孩子不同的是，“老胖”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

　　然而，在他打工的砖厂，陈浩然却是处在边缘人的角色上。

　　村支书王歧说，砖厂是永盛村最大的村办企业，有80多个固定职工，为本村人；还有100多名临时工，大多数是外村前来打工的人。陈浩然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关系网，他一直是同众多外村人一样的临时工身份。处在这样的夹缝之中，陈浩然心理的反差可想而知。

　　“像老胖那样的孩子，家里没本钱，文化又不高，确实很难，上外打工吧，没把握能碰到好老板，要是碰到一个坏的，一分钱也挣不到；在家种地，又得靠天吃饭，老天就是不下雨，你拿他也没辙。”村支书王歧说，其实，陈浩然走到现在的这一步，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他一个好脸儿的孩子，不甘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动歪脑子。”

　　在制造长春人质事件之前，陈浩然在老家偷过摩托车。当地永康派出所的民警透露，陈浩然与一个同伙一共偷过两辆摩托车，销赃之后每人大约分到了1000多元。

　　最近两年里，陈浩然的生存状态是这样的：每年4月到10月在砖厂当临时工，负责“推坯儿”，月工资800元；11月到次年2月，受雇于当地的收购商，辗转黑龙江、内蒙等地农村收购绿豆、大麻籽等农作物，月入约600元；其余时间他没有固定的工作，田地里的活儿家里从来不让他插手。

　　他常在夜里到县城的网吧里上网，上一宿5元钱，深更半夜才回家。他还有很多在县城认识的朋友，他们有时一块儿下馆子、一块儿闲逛。他偷摩托车的事情是在人质事件发生之后才传到村民耳中的。

　　一次彻底摧毁心理防线的旅行

　　8月的永盛村，房子边、田地里，到处是连绵起伏的蔬菜大棚，宛若层层叠叠的海浪。村子的外围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更远处，则是裸露着白色肌肤的盐碱地，黄泥巴垒起的民房点缀其间，到处是灰尘，甚少绿色。

　　一个月之前，陈浩然乘车沿着一条颠簸的柏油路，走出这一片贫瘠的乡村前往省城长春。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村民们说，此前他去过的最繁华的地方是离家40公里的地级市白城。当然他也到过内蒙、黑龙江，但都是比他的家乡更穷的农村。

　　“这应该是一次彻底摧毁心理防线的旅行。一个不甘贫困的农村孩子，从来没见过花花世界，现在他置身其中，他的内心怎么能平衡？”吉林司法警官学院犯罪心理学专家翟恩波教授分析。

　　“那段时间，只是听说他去长春了，没想到二十几天以后，他就上电视了。”一个村民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老胖”上了一个女“大款”的车，拿出刀子向她要钱，后来警察来了，把他们团团围住，接着枪响了，“老胖”死了，满身都是血，那个女“大款”被划了好几刀，送到医院后也死了。

　　“这孩子可把人给坑了，咋这么傻？你说他要什么钱呢？”永盛村的村民说，偶尔在路上碰见，早已哭得没有眼泪的陈浩然的母亲逢人就要说这句话。

　　一次中止的劫持行为

　　为给父母治病，他铤而走险将刀架在了一个大款的脖子上，但后来两人成了朋友

　　四年前，也是在长春，王涛声与陈浩然有着相似的经历。只不过，他的绑架劫持行为中途戛然而止。

　　2000年初夏的一天，王涛声带着一把匕首来到长春市富人云集的五星级酒店－－名门饭店，盯上一个从奥迪轿车上下来的“大款”。这人大热天依然穿着毕挺的西装，夹着一只鼓囊囊皮包，派头十足。

　　王涛声尾随着大款进了电梯，只有他们两个人。王涛声掏出匕首抵在了“大款”的喉结上。“给我钱！”

　　片刻的寂静之后，“大款”爽快地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人民币给了他，那天他准备在这家饭店请北京来的朋友吃饭，身上正好带了一万多元现金。但是刀子并没有离开喉结。电梯一层层地下行，也许王涛声紧张的神情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大款”开始放松下来：“朋友，我看你不是做这事儿的人，你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不要伤害我，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我帮你。”

　　“我的确是万不得已呀。”匕首掉到了地上。随后，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大款”为自己和王涛声各要了一杯茶，两人开始面对面的长谈。

　　这位遭遇劫持的“大款”就是长春市人大代表、糖尿病医院院长孙喆。因为潜心研究数十年的一批治疗糖尿病药物得以问世，他每年除了正常行医的收入之外，还有约50万到100万元的专利费进账，的确是“大款”。

　　8月17日，孙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事情，即便已过数年，当时险遭劫持的情景清晰如昨，而王涛声对自己境遇的倾诉也依然在耳。

　　那一年王涛声才21岁，母亲得了心脏病急需住院治疗，父亲长期患有风湿病，也需要药物。为了挣钱给父母治病，2000年初，王涛声从家乡来到长春。

　　他先是在开发区的一个工地上找了份建筑工的工作，干了六个月零10天时，包工头跑了，王涛声一分钱工钱都没拿到。接着他又在市内找了一个工作，眼看干到一个月该发工资了，老板却说老板娘的手机被人偷了，怀疑是工人偷的，就强行从他们的工资中每人扣了300元钱，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王只拿到了200 元钱，除去生活上的开销，所剩无几。

　　“连续两次被人骗，当时觉得城里没一个好人。”王涛声在电话里对记者回忆说，家里等着他拿钱救急，而他手头上却一分钱都没有。想到这些，他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听人说在名门饭店出入的都是有钱人，他准备了一把匕首去了那里。

　　刚开始，他心里非常害怕，但一想到这半年多自己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和正躺在床上急需用钱的父母双亲，他还是忐忑不安地决定劫持有钱的城里人。“我从来没干过坏事，但是家里实在急呀，靠打工，到哪天才能挣到钱？”

　　比陈浩然幸运的是，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劫持犯，甚至交了一个终生的朋友－－他试图劫持的“大款”孙喆。孙没有报案，还援助了他6000块钱。除给父母治病外，王用剩下的钱在德惠市米砂子镇办起了一家豆腐作坊，孙则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销路。每天8点钟之前，他加工的豆腐会送到市里的六家工厂和两家医院。

　　劫持人质案件全国“串爆”

　　一位专家说，和平年代里最极端的犯罪类型－－劫持－－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其危险程度仅次于恐怖袭击

　　6月21日，安徽省六安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在与警方进行四个多小时的对峙后，劫持者被当场击毙，年仅12岁的人质安全获救

　　　然而，其他绑架者并没有王涛声的幸运，他们往往走上与陈浩然相似的路。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以来，经媒体报道的劫持人质案件出奇地多了起来。

　　先是在银川，一位饭店老板的太太被她相熟的同乡持刀劫持，人质死亡；随即发生长春人质事件，然后，在吉林德惠、在北京通州、在四川成都、在湖南醴陵、在辽宁锦州……都有绑架案件发生。

　　而就在本报记者介入采访的上周，劫持案件又有发生：8月15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一名患者家属劫持了值班医生，喊叫着要和院长对话，追问他的父亲为何突然病情恶化死亡，僵持近两个小时，警察扑上去抢下他的刀救出医生；8月17日，在石家庄的妇女儿童教育活动中心，一名男子用菜刀劫持两名儿童，索要 2500元回家路费和一把手枪，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后，警方开枪击中了他，所幸两名儿童平安无事。

　　　“劫持案件如此高密度地发生，在全国几乎形成此起彼伏的串爆态势，这在中国的社会治安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我国著名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8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揪心地说。他的语气像放鞭炮一样急促，让人仿佛闻到战场上才有的硝烟味。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和平年代里最极端的犯罪类型－－劫持－－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其危险程度仅次于恐怖袭击。”高锋说。

　　如果要给串爆的劫持人质案件找一个引爆点的话，那就是一年前的“兰州事件”。

　　高锋教授向记者转述了“兰州事件”的经过：去年8月17日下午2时，在兰州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名男子叩响了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刘恩迁的家门。他的妻子上前打开门，一支手枪马上顶在她的脑门上。正在里屋的刘恩迁闻听“救命”声，第一反应是拨打110报警。刚放下电话，劫持者押着他的妻子找到了他。警方出动近200名巡警和特警到场，不到1个小时，“高压式”的谈判即告失败，被激怒的劫持者在几秒钟内，先开枪打死刘恩迁，接着打伤他的妻子，然后开枪自杀。

　　“兰州事件”后5个月，又一起劫持案件发生。今年1月19日，在地处昆明闹市区的中信实业银行一间营业部内，一名男子手持炸药包劫持银行一名女工作人员。警方接警赶到了现场，但炸药包还是爆炸了，四人受伤，包括劫持者自己。

　　劫持人质案件随后开始在全国呈骤然上升势头，形成串爆之势：

　　3月23日，在广东佛冈打工的一名男子砍杀两人并砍伤一人之后将一13岁女孩劫持为人质，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警方击毙了劫持者，人质无恙；

　　5月18日，在珠海香洲扬名广场，一名男子手持尖刀跑进停车场上一辆白色私家车内，将一名7岁的男孩劫持为人质，所幸经过4小时说服，劫持者放下了手中的刀；

　　6月21日，安徽六安一男子带着汽油和匕首，在当地理发店劫持一12岁女孩，警方与之周旋5小时，劫持者被击毙，人质无恙……

　　但是真正的“高潮”却是随后才到来。

　　7月上旬，相隔不到一周里发生的两起劫持事件，令人一时议论纷纷。

　　其一发生在7月2日的银川。一名相熟的同乡持刀劫持银川某饭店老板的太太，要“借”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闻讯前来的警方选择开枪击毙劫持者。结果一枪过去，子弹却正好击中人质的头部，子弹头穿透人质之后撞到墙上，又反弹回来击中了劫持者的脑门。其结局是人质死亡，劫持者轻伤。

　　其二即是7月7日发生在长春的陈浩然劫持“宝来”车主事件，陈与人质均告死亡。

　　“去年8月17日兰州事件后，一年的时间劫持人质案件连绵不断，至今已有二十多起，这两个月更是进入了高潮。而且我预言类似的劫持案件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出现群体人对群体人的劫持，甚至恐怖劫持。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而一旦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准备好了吗？”高锋忧心地对记者说。

　　劫持人质案件趋于“泛化”

　　过去劫持案件通常都是职业犯罪，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但是现在人们手头没钱了，拿着一把水果刀就劫持人质了

　　“他们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的窘迫和心理的失衡使得他们用一种疯狂的状态向社会反扑。你听说哪一个大款去劫持人质的吗？你听说过一个处长劫持人质的吗？一个劫持者走到这一步也是出于无奈，虽然这种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被道德所指责。”

　　据高锋的观察，目前发生的劫持案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劫持者几乎都是进城的农村青年，他们被农村的贫困逼迫来到城市，却在城市里遭遇不公、受到欺骗或者纯粹出于妒富心理；而被劫持的人质则通常是看起来掌握着现成财富的人：开着私家车的城里人、出入高级社交场所的“大款”或者银行职员等。

　　与此同时，社会的浮躁心理对劫持案件的发生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其他犯罪不同的是，劫持案件往往带有极强的预谋性，它的目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要钱，一种是报复，而前者更为普遍。

　　“观察一下以金钱为目的的犯罪，你会发现过去一些犯罪分子做得比较多是偷盗和抢劫，但是现在，试图通过劫持人质达到目的似乎更为普遍地运用。这与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也是有关的。”吉林司法警官学院翟恩波教授分析道。

　　翟恩波说：“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讲，不管你承不承认，现在的人的观念多元化了，不再像过去那么循规蹈矩。心理也非常浮躁，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这是社会的通病，使得一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不再满足于小额的犯罪。现在的腐败案件，纠出一个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一些经商者，他也不是老老实实一点一点地积累，而是造假售假、欺行霸市。这种风气也延伸到劫持案件之中，抬高了一些潜在的犯罪者的心理底线。过去小偷小抢，现在要做就做大案，动不动抢银行、劫持人质，开口要价就是几十万。”

　　专家们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都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劫持人质案件有正在“泛化”的危险，过去劫持案件通常都是职业犯罪，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但是现在人们手头没钱了，拿着一把水果刀就劫持人质了。比如大学生劫持小学生、外甥劫持姨妈，泛化到校园、家庭，泛化到小孩都模仿。

　　可以被中止的劫持

　　吉林省公安厅于本月初出台的一套处置劫持人质工作预案，有关专家认为，有效的谈判可以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从而中止犯罪，但是目前国内谈判专家的运用是一片空白

　　虽然人们一时无力控制劫持人质案件的蔓延，但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已经让警方开始反思：当劫持发生时，自己的应急机制是否足以有效应对？

　　在长春人质案中备受群众责难的吉林警方首先付诸行动。针对人质劫持事件甚嚣尘上的形势，吉林省公安厅于本月初出台了一套处置劫持人质工作预案。

　　该厅有关负责人称，这套预案是吸取国内外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经验教训，广泛征求公安部和兄弟省市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及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意见，汇集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各有关警种智慧的预案，突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把确保人质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原则，按照接警出警、警力调动、指挥部署、现场封锁、解救处置、应急措施、善后工作、保障措施等工作流程，明确了部门分工、明确了处置程序、明确了法律规范。

　　据悉，预案得到了公安部有关领导和国内有关专家的肯定和支持。与此同时，为了保障这套预案的顺利实施，吉林省公安厅准备近期组织一次由各部门、各警种参加的实战演练。

　　但是，在目前国内知名的谈判理论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二级警监高锋教授看来，仅有预案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有实现预案的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培养高素质的谈判专家。

　　“在解救人质中，谈判专家作用巨大。他能迅速有效地稳定缓和劫持者的心理状态，同时通过有效的沟通拖延时间，并且唤醒劫持者的求生欲望，在湛蓝的天空下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欲望，消散他的犯罪激情，让他从半理智不理智的状态回到理智的状态上来。”高锋说。

　　但是目前国内谈判专家的运用是一片空白，高锋认为，这是包括长春、兰州等地的解救人质行动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如果能够有效地使用谈判专家，一般的劫持案件成功率完全可以达到80％以上，但是现在成功率不到一半，而这一半当中，几乎都是侥幸成功的案例，有的根本没有谈判过程，有的则是谈判毫无章法。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上周，北京已有17名警员在一个反劫持谈判培训课程上毕业。而从8月18日到9月20日，吉林警方将选派一批警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谈判培训，成都、昆明也酝酿培养专业的谈判警员。他们将在今后的劫持人质案件中发挥作用。

　　然而，仅有警方行动起来是不够的，正如长春市人大代表孙喆所说，“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治安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警方需要反思，社会更需要反思。我们谁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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