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共4中全会做了展望。在4中全会的预告当中，北京宣传中说，4中全会主要的议题是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方方面面都认为，中国现在要推行的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强化统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说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权力了，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你还要提高他的执政能力，老百姓的权力不是更少了吗？
金钟：实际上中国国务院推出行政许可法，让中央制定什么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行政层面的东西，哪里是政治改革？实际上还是要提高他们统治的权力，统治的效率。台湾国民党在蒋经国的时候进行了政治改革，两个最大的议题，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开放报禁和开放党禁，蒋经国先生就这么做了。其他小修、小改、小革，根本就无伤他们专政的大雅，因此中国谈的政治改革，哪怕就是选举，增加2个或3个百分比的差额，那都是小动作。整个问题可以把他简化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的组党自由，开不开放，这两个指标我认为是唯一的考察标准。
记者：你们这期的文章也提到了从胡锦涛智囊班子有5位人士，包括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政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美国所所长王辑思，农村所所长于建荣，清华大学国际研究室的主任康晓光，这5个人有人偏左，有人偏右一点，但基本上都是保守派。
金钟：而且胡锦涛现在动不动还要把毛泽东抬出来，北京的政治观察家说，胡锦涛这么样搞下去，他不是今世纪中国政治有希望的领导人，而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记者：在目前江泽民的势力依然存在，而且满强大的情况下，会不会是他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法呢？
金钟：这一点说明他无能嘛！
记者：至于说到陈旧与保守，你们这里提到了一个小插曲说，江泽民最近到了普陀山与住持谈了一个小时，而且烧香拜佛，当然这个消息官方媒体还没有得到的证实。
金钟：当然我们相信是有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像以前毛泽东都去过，过去唯心主义的传统非常深厚。
记者：稍微提一下历史的问题。这一次中共已经开放了一些档案，包括外交部的档案，其中提到了总理周恩来1955年要参加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时候，没有乘坐失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般的理解是周恩来避过了一祸（机上的16名乘客，其中包括8名中国官员和记者不幸遇难）。但是现在看来，当时高层是完全知道整个过程的，有人就道德上周恩来这种牺牲别人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你觉得阮宜方（音译）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档案呢？
金钟：他对党务也好，国务也好，他对权力的掌握属于一种后极权制，他对权力的掌控已经不是像毛泽东那个时代，可以像铁桶一般的，滴水不露的，他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比过去更加的松弛一些，反应在对历史档案的管理方面恐怕有这样一种情形。
记者：最后关于中国的反右，这期有一篇文章探讨反右的历史定位，对右派进行四种类别区分。
金钟：当时民主党派、全国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尤其以北京的大学生为代表的、还有共产党内的一批异见份子。这四个方面对共产党的批评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强度，而且这么多年来，从1957年一直到现在，他们批评的尖锐，批评的深刻，可以说是后来很多运动都达不到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把它定性为一个很了不起的民主运动。当然它的一个特色是由中共高层毛泽东本人来推动的。英国的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建设和中国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的时候说，章伯钧、罗隆基他们是向共产党争取民主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一个运动，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当时就可以有这样一个观察，但是我们中国人往往看问题就没看的那么高，把反右看成是个冤案，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诡计，就要求平反。
记者：当时一个右派，在当时不出名，后来出了名，就是朱镕基，他最后被中共中央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提名为中国的总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金钟：当时的右派官方说有五十多万，学者的研究，右派、不戴帽的右派、中右份子等等，加起来一百万是肯定有的，这中间大部分并没有非常尖锐的政治的批评，甚至有些是误会的，而且有些大家都知到他都是凑比例，完全是冤枉的，假设80%都这样，还有20%，二十万是有非常有意识的，当然有的批评是比较肤浅，有的是比较深入，但他们是有代表性的。朱熔基也好，王谋也好，虽然他们也是右派，我认为他们不是当时反右斗争的代表人物，不代表当时反右斗争的主流市场，他们有才能，后来共产党可以再度的重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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