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把《讨伐中宣部》发送给几个朋友传阅，想不到有朋友未与我打招呼，竟然径直将其粘贴到互联网上。这下一发不可收，该文不是呈风行之势，而呈爆炸之势，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开来。先是中文网站，很快被翻译成外文，登上国际网站。有学生从美国归来，告诉我说，美国许多大学，如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网站上都贴上了翻译成英文的《讨伐中宣部》。
传统媒体里面，最早刊登和报道的是香港亚洲周刊。接下来是西方国家广播媒体也都做了报道。德国电视一台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录制了我的专访节目。但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传统媒体报道此事，互联网上也迅速封杀，但是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人，都陆续读到或听到此文广播。其中城市文化人多半通过网络，包括电子邮件，穷乡僻壤关怀时事的人们基本上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江苏省淮安市级机关管理局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中宣部的掘墓人 中国人的引路人声援焦国标教授”这些字。这是我最早收到的一份读者来信。
此后不断收到素不相识的人们发来的声援性或赞赏性的信函和电话。厦门一位六十九岁老人看了亚洲周刊的文章，来信表示：“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并敬佩您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福祉大声疾呼的精神。”广西融安县一位自称年过花甲的广播听众来信说：“上月收听到你的《讨伐》，近日又听到你跟记者的访谈，两次都因干扰听得不清不楚，很是失落。但你声音镇定自如，甚感快慰……唯《讨伐》不得全貌，于心不忍，望你不加嫌意，检寄一份给我。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钉在地球某处的我，渴望做你的读者，继续读到你的文章。”一些可怜无告的上访者，还有一位收听到外台的山东盲人朋友，辗转来到我家探望我。
我的学生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字条等多种形式，表达对我的支持和敬意。“焦老师，你要顶住！”“焦老师，我们都支持你！”“焦老师，需要不需要同学们声援？”“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也不缺乏有勇气的人，像老师这样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实在罕见！”
上海《新闻晨报》的一位女记者，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很惭愧，今天才看了您那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真的是酣畅淋漓，道出了媒体人的心声。您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情和血性，也令人折服和热血沸腾。若将来中国新闻真有大改革，这篇文章一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被人们记住的…… 我会谨记教诲，争做精英。”
媒体新兵表示敬仰
我甚至收到来自遥远北欧的一位芬兰诗人的来信，随信还寄来一份《赫尔辛基新闻》剪报，上面载有关于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希腊驻华使馆一位外交官，专程到北京大学拜访我，并热心为我联系去希腊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出版社，来信表示要出版我的著作。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华裔教授，通过友人与我取得联系，表示邀请我前往访学。一位韩国女孩，是我班上的留学生，有一天下课后告诉我：“我在我们韩国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老师的照片了，想不到老师这么有名！”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宝贵情谊，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落款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一群爱国者”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读您的文章拍手称快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如此势焰熏天、横行不法、祸国殃民的中宣部，竟然几十年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您今天挺身而出，发出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义愤，大家在背后都在拍手叫好，对您满怀敬意。但是有几个敢公开站出来，亮出真姓名表示支持和声援呢？”
的确，在一些陌生的读者朋友表示声援的同时，我的一些老熟人却不敢再打电话与我联络。有一天，一位文友在电话里半真半假地说：“焦国标你要付我一笔钱。”“什么钱？”“代理服务费。”“什么代理服务费？”“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代他们向你表示问候。我这不是代理服务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不敢打。”听了这话，我的心里悲哀极了。中国人的安全感程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奴性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用一句粗鄙的话说：“监听怎么的？给我打个电话，谁能把你蛋咬了？”可他们就是这么怕。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八十多岁了，住在偏僻的河南乡下，多年收听外台广播。从美国之音听到我这篇文章以后，老人想给他的学生打个电话，却不敢，怕监听。有同学自老家告诉我，老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江泽民迟早要对胡锦涛、温家宝不客气。等到江发动兵变，不仅收拾胡、温，连平时大呼小叫的民主分子都难逃、被捉拿。毫无疑问，他的写《讨伐中宣部》的学生必然首当其冲。老人怕受牵连，因而虽为最得意弟子，电话却是不能打的。我听了只有难过：这都是什么逻辑呀！你想，黄土埋到脖子的老人，尚且如此恐惧，足见过去几十年的邪恶政治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戕害到怎样可怕的程度！
政治恐惧无远弗届
《讨伐中宣部》出笼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部文集《乡土回望》，出版合同都寄给我了。责任编辑来信说：“国标兄，书稿我已经看了，十分满意。请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可以寄出版合同给你。”《讨伐中宣部》面世之后，编辑来电告知：“书出不成了，中宣部得罪不起呀，谁敢惹它不高兴？”北京一家月刊约我写专栏，一切都准备好了，编辑突然来信说：“领导把稿子都撤了，说你被中宣部注意到了，说已被封杀了，不能发。”
《北京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晓谕他的编辑：“你们不要再约焦国标的稿子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位领导也给同事开玩笑似的说：“这个焦国标是不想活了吧？”一位在网站供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要封掉我这篇文章，也封掉一切赞美和肯定的跟贴，还要组织批我的文章上页面。一家周刊的副总编朋友写来电子邮件：“国标兄：好！和许多人一样，非常惦记您的处境。如今约您写稿已是很……的事，但还是忍不住想问问：您还有无兴趣写点东西？我们现在新开一个栏目，叫观点。每次一篇文章，三千五至四千字。刊有独到见解、有一定深度的东西。您若有时间、兴趣，请随手发点东西过来。不过可能只能署笔名了。唉！”我回信表示感谢，说：“我现在没有心情写文章，写了一定奉寄。”我没有写出的话则是：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由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即便有心情写文章，也决不被迫使用笔名。
与此同时，我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常常被骚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竟一连接到十八个骚扰电话，学生们很愤慨，说“中国人安全感何在？”我十岁的儿子也向我抱怨：“爸爸，这都是什么人给你打电话呀？我说你不在家，他把电话挂了；我说你在家，他还把电话挂了！”中国大陆网站上有关《讨伐中宣部》的任何信息都看不到了，新华网却在有组织地讨伐我。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我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贴在网上。现在被翻腾出来，大加挞伐：“这样的精英要警惕！”“把焦国标赶出教育界！”“把焦国标赶出中国！”“汉奸”，“教兽”，“沽名钓誉”，“新时代的汪精卫、周作人”，“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我难道比贪官污吏还不配做中国人吗？没听说谁把他们赶出中国。许多忠告拜托我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最大的压力，比骚扰电话压力还大，因为中国人重人情，轻原则。我不怕不许我说话，我怕拜托别再说话。《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保障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宪法义务里面没有中国公民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条，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行为守则里也没有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款。中国外交部既然允许外国媒体进驻中国，即意味着这样一个契约关系的形成：外国驻华记者可以采访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新闻自由不应该停留在新闻学课堂上，言论自由不应只是外国人的福利，而是现实的、全人类的权利，我要做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
我愿滋养北大五十年
在给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的信中，我写道：“我愿以我稚嫩的行为和微不足道的一点生物量为北大肥田，再滋养她五十年。北大地力将尽。”由此我还领悟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摧折者，不只是中宣部，还有中国一个个具体的行政部门。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做了中宣部控制中国人嘴巴的同谋，恶化着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环境。控制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势力像空气一样遍及每一个空间。
──摘自《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