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 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爲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爲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爲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藉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爲“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爲“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爲陈伯达加的这些 “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爲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 “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爲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 “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爲云、覆手爲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爲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爲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爲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 “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爲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地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林彪的“墙角”和“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爲“反革命的”，然后以此爲藉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爲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倡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 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 “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爲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爲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爲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爲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48]。然而，因爲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爲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爲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爲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50]。”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爲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5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51]；在林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拦25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注释】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345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第1499页。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 出处同注[1]，第269页。
[5] 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 2003年第2期。
[6] 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第463页。
[7] 出处同上，第456页。
[8]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见张云生、张丛 坤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467页。
[9] 出处同注[6]，第467-468页。
[10] 出处同上，第469-470页。
[11]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第17页。
[12]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3] 出处同注[2]，第1595、1594页。
[14] 出处同注[1]，第291页。
[15] 出处同注[1]，第364页。
[16] 出处同注[1]，第286页。
[17] 出处同注[6]，第131-133页。
[18]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页。
[19] 出处同注[1]，第195页。
[20] 出处同注[1]，第300页。
[21] 详见王年一、何蜀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载网路杂志《华夏文摘增 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2000年7月13日出版。
[22] 出处同注[1]，第272页。
[23] 出处同注[1]，第275页。
[24] 出处同注[2]，第1594页。
[25] 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26] 出处同注[6]，第299-305页。
[27] 载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 心2002年出版。
[28] 出处同注[1]，第300、303、313页。
[29]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30] 出处同注[2]，第1448、1451页。
[3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第299-300页。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37页。
[34]“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 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5] 出处同注[1]，第279页。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6-247页。
[37] 见197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转引自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10页。
[38] 出处同注[36]，第137-139页。
[39] 出处同注[36]，第143-146页。
[40] 出处同注[11]，第77页。
[41] 《大动乱的年代》，第415页。
[42]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43] 出处同注[36]，第208-209页。
[44]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第213页。
[45] 出处同注[42]。
[46] 出处同注[18]，第242-243页。
[47] 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48] 出处同注[2]，第1595、1596页。
[49] 出处同注[2]，第1596-1597页。
[50] 金春明主编，《评〈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632页。
[51] 出处同注[1]，第345、347页。
[52] 出处同注[1]，第343、344页。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期（总第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