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豆腐”本是上海人的“口头禅”，如，“勿要吃豆腐”，是告诫他人不要对女性非礼，即“性骚扰”。又如，“吃啥格豆腐！”是表达被他人讽刺、挖苦、愚弄后的反诘，一词多义。
回想“文革”期间，豆制品是上海市民的主要副食品，每月限量供应，每个家庭只能吃三次豆腐。上海人谁也不愿放弃这块“豆腐”，于是豆制品加工厂（场）与日俱增，大大扩建。劳动力不够，就“就地取材”，把上海所有闲置着的“文艺工作者”统统“下放”到豆腐加工厂去。各剧种的名角儿，如绍兴戏名牌戚雅仙、毕春芳；沪剧皇后杨飞飞；滑稽界响档“杨张笑沈”四大名家；评弹团一级演员姚荫梅、严雪亭等等，都去豆腐加工厂上班。“组织上”视他们的“劳动态度”决定对他们作出“长期下放”（无期徒刑），还是“分批蹲点”（有期徒刑）－－让“臭老九”去做“臭豆腐”，正是“四人帮”张春桥促狭的一蹶！艺人们只能自嘲“吃阿拉豆腐！”
“文革”火热中，上海西区曹家渡长寿支路菜场为全国先进单位，菜场党委书记“老曾”是造反派头头王秀珍的爱将，为宣传这块“样板”，地区街道党委、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级政府”发动周围居民半夜三更起来买小菜，迎外宾，拍电视。“涉外政治任务”，谁敢怠慢，于是菜场上下张灯结彩，马路“行人”（便衣警察）熙熙攘攘，“居民们”从货架上随意取下大鱼大肉，全鸡全鸭……这些原本深藏在冷库里以备春节过年供应全上海人民的“期货”，琳琅满目被摄入电视，外国友人亲眼目睹了上海人民的“丰衣足食”……等到外国人一走，“居民们”统统乖乖地将“敞开供应”的鸡鸭鱼肉物归原处，一切“组织”得“井然有序”－－尽管当时人们都以为弄虚作假到了登峰造极，但与今日“沪深股市”的泡沫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从那些组织居民半夜起来“买小菜”的居委干部、管段民警，得到了菜场党委送去的各种“礼券”，可见“腐败”绝非始于今日，当官的“吃老百姓豆腐”，正是老吃老做了！
“文革”结束不久，豆腐加工厂的干部先富起来了，他们向全上海200多个占地面积可观的豆制品加工场“开刀”，先是遣散白干了多年的老艺人，接着提前安排老工人退休，随后拆迁旧房盖大楼，因为产权属于区政府、街道办的“集体所有”，于是领导干部入住新大楼，“联建工房”余屋出租赢利，再进一步改善干部生活，豆腐工厂又成了城市改革“搞活”的新“样板”。
就在豆腐厂纷纷“关门”，上海人连豆腐也没得吃而苦恼时，“新生事物”，“盲流”出现了。其中“卖蛋姑娘”是“盲流”的始作佣者。她们因为农村吃不饱饭而流入城市，手操提篮，走街穿巷，“卖蛋”是假，“收集”上海人的粮票是真：农民以鸡蛋换粮票，随后再买“商品粮”吃，中国农民要“温加饱”谈何容易。精明的上海人尝到了“吃蛋不要钞票”的甜头，纷纷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一些“先富起来”的“盲流”在市郊结合部设置起大量的豆腐加工点（Point），彻底解决了上海人“吃豆腐”难的老大难问题，还养肥了一茬又一茬的市场管理员与派出所民警们。上海市长笑盈盈地夸“海”口：“现在，有事不再找市长，要钱自己找市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豆腐”也有了“中外合资”新产品，虽然价格胜过“文革”豆腐数十倍，令上海人感叹：“阿拉，洋豆腐吃不起，只好吃乡下人的毒豆腐。”
中国的假药、假酒、毒米、毒豆腐、毒奶粉，屡禁不绝，执政党难辞其咎！其“假马列”的伪装造成社会诚信沦丧，所作所为均显露出共产党在“自己吃自己的豆腐”，前途凶吉叵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