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开始的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一九五七年后转入地下，现在忽然间公开到全世界了。这就是由卢跃刚所代表的《中国青年报》和共青团中央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叫做战争呢？因为按常规，卢跃刚的这封信不可能出现。一个上级机关的头头的训话，是代表一级权威，下面只能照办，无二话可说；更不要说公开对抗了。再说，赵勇的那次训话，主旨就是重申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的绝对权威：“谁要是不听话，随时可以滚蛋”。而现在就站出一个卢跃刚，针锋相对地宣告，他就不信这个邪，让大家来评议一下谁该滚蛋吧！
妄图把中国拉回斯大林时代？
最大的分歧，是这家报纸究竟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报纸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从一九五七年起，无声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并且已经由历史做出了结论。但是赵勇拿出了一个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国青年报》回到当年团中央关于创办这张报纸的决定上来。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个青年代表团。使命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办一张青年报纸的经验。到《共青团真理报》学习时，我曾经为后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做翻译。那当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闻制度。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那张报纸连同那套制度就开始改变，现在连那个党和他的政权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团真理报》却依然健在，还颇受欢迎，不过已经面目全非。赵勇把半世纪前的古董拿出来，除了证明他妄图把中国拉回到斯大林时代，有什么意义呢？何况在此期间，《中国青年报》已经两次改变了自己！
《中国青年报》的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显然是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代表党中央分管团的工作的邓小平）的赞许之下，《中国青年报》在全国新闻界中率先来了一次大变革，面目全非。主要之点又恰好是它从此不再是“团报”了。可惜不出一年，编辑记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后，报纸又恢复了旧貌。有趣的是，时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来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内容和一九五六年几乎一模一样，还是摆脱“团报”的束缚：报道不再限于青年和共青团，而是以全社会为对象，可以干预同青年完全无关的问题。这时我已离开《中国青年报》，对于一九七八年复刊后的那张报纸，并不很喜欢。只是从这次改革起，我才成为它的订户，并四处宣传这张报纸值得一订，“每天都有几篇报道我觉得必须剪下来保存”。《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跃而至二百多万份，还不足以证明改革的成功吗？
但是事情怪着呢，最重视宣传的中国共产党，最怕的却是自己的媒体对社会发生更大的影响！这其实就是那个党已经变质的一个反映，因为它极力维护现状，生怕自己的统治有所动摇，而从事新闻工作的党员，只要不失良知，职业本身就决定他们必定推动变革。现在赵勇和卢跃刚之争，便代表着那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
两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却如出一辙，最雄辩地证明了时代和现实的律令是何其强大，同时也证明报纸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邓小平虽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终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对于新闻自由还是比较宽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后，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现一个新闻自由的新高峰。江泽民就不一样了，《人民日报》现在还距文革时期的它更近而离八十年代的它更远，其面貌成了六四后十几年政治大倒退的缩影。《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万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订户。但是江泽民毕竟还没有要求《中国青年报》回归到它“团报”的属性。怎么现在反倒更有过之呢？赵勇绝无自作主张的胆量。那意旨显然是从上面下来的。
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就见出政治家胆识的高低了。卢跃刚说，现在是中共“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经面对同样的局面。那时他的抉择是有限度地扩大新闻自由，不怕揭本党的疮疤。那也是为了给改革提供论据，压倒党内的保守派。当今的领导，日子按说应该比邓小平当年好过多了，因为无论如何经济是上去了，饿肚子的人是少了。那么为什么财大而不气粗，还要把那一丁点儿新闻自由收回去呢？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稳定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同时也暴露了领导人缺乏胆识，不敢开拓，宁愿对对付付过日子。收缩自由可以回避眼前的风险，至于它会使未来那场爆炸杀伤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这一招，无疑是从旧武器库里找出来的。找出来的另一手招数，就是赵勇在《中国青年报》会议室里说的“要加强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这两杆子”了。可是赵勇此次来《中国青年报》的使命，就泄露了一个秘密：笔杆子已经不可靠了。
这是中共面对的一个致命的两难局面。它需要的是听他使唤的人，就是卢跃刚所说的那种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听话，“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共产党别的本事不咋样，点金成石倒很灵。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强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减弱了。这种人只能败事，而能够成事的笔杆子，偏偏就是赵勇宁愿他们“滚蛋”的人。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卢跃刚这封公开信的意义，就是他首次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公开了，那就是：卢跃刚和他所代表的《中国青年报》里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公开地表示他们和共青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决裂，这是前所未有的。
卢跃刚写到《中国青年报》人几十年来和几届团中央领导都有过相对和谐的关系。发生分歧时，双方都能以谦让达成妥协。除非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很少动用处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风险极力保护过《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和普通编辑、记者，不然，反右运动的牺牲者就不是十七个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几位了。文革前，团中央领导人资历、年龄都比《中国青年报》的人要高。文革后，则相反，《中国青年报》的老人儿，就比团中央领导干部资历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改革，我隐约感觉到团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鉴于《中国青年报》领导干部毕竟都是老报人，也就不加干涉了。这种情况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变了呢？不清楚。是否由于六四后报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对方更加居高临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标志着一个不讲理的时代开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讲道理，但明目张胆地以力服人，动不动就是开除或逮捕，却是江泽民时代的新事。这一招好像很吓人，不过也有弊病：万一连这一招有一天也失灵了，那可怎么办呢？
赵勇和卢跃刚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以强行改组，即对人员随意调动或处分来迫使新闻出版单位就范的做法，早就成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唯一有效办法了。只要是受到读者欢迎的报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书屋》，改组就像换一件衬衫那样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长，这回对《中国青年报》竟然不灵了。卢跃刚郑重指出，“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阁下们给《中国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
把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国青年报》七十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一封信，却被周强断然拒绝了。好，现在打破历史纪录，一个下级单位的成员把一封严厉批评上级领导（涉及的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公开信捅到互联网上，把一个堂堂皇皇的共青团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
信里写的全都是事实，要否认，很难；默认呢，后果不堪设想。不错，卢跃刚是位名记者，可用这种方式和党对着干，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么办呢？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引起整个《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反弹，还有个国际影响呢。置之不理，也不行。这个先例决不能开。
赵勇被整了一顿，声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谁出面来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来那是党中央的旨意：收敛一下传媒的气焰，加强控制，以免刺激社会风暴爆发；爆发后又难以收拾。谁出面都不合适。
这个卢跃刚也许出于无意，可是他这回给党的领导出的难题可真够呛呀。现在，采取组织措施，已经是党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这么一折腾，假如对《中国青年报》不再追究责任，又对他本人不加惩罚，创下这个先例，今后又怎样在中国实现党的领导呢？
卢跃刚的信件公布，已经一个多月了，迄今毫无反应。既有蒋彦永医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谨慎从事了。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