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3个月里，“赵老师”和“饶女士”成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名词，两个符号叠加在一起，演绎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体事件。
抛开人物，我们发现了事件中另外的主角：媒体、道德和法律，它们就像干柴，不断地为事态的进展增添出人意料的能量，让赵饶闹剧充满戏剧般的悬念和高潮。
媒体记者以锲而不舍的职业热情追踪着事件的鸡毛蒜皮，让事件始终保持着和这个炎夏相匹配的“高温”。
道德，在整个事件中无所不在。每一个人都在拿道德说事，但他(她)们的身后，却又常常拖着不道德的阴影。
法律，更像是道具。在法庭之外，审判到处都可以进行：每个读者，都以为自己就是可以做出判决的陪审员。
事情究竟会走向何方？实在难以预料。只是到这个时候，赵饶案的结局似乎已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在这个传媒事件中，“赵老师”、“饶女士”、媒体、看客，已经各就各位，在同谋与角力中完成了一次令人咋舌的传媒狂欢。
媒体：敌人还是同谋？
“喂？哪位？对，我是饶颖。什么？王富说要起诉我？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饶颖使用的小灵通信号不大好，她必须移动着回答电话中一名记者的问话，挂断电话，她又向我重复一遍：“王富说要起诉我，我说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她就是赵饶案中的女主角－－饶颖，她自称是一名医生，自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欠她3800元钱，并且对她进行人身伤害。她现在是真正的“名人”，在接受记者专访的2个多小时里，不断有记者的电话打来。
“这个消息确定吗？”
“不一定，他只是说‘要’起诉，这里面的‘要’是不确定的。”
3个月来，赵饶案反反复复，不时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纷繁的变化让记者们都有些看不懂，身在其中的饶颖更是学会了谨慎发言。
看起来，现在的事态应该对饶颖不利，但饶颖并没有示弱。她认为“公道自在人心”，而赵忠祥在道德和舆论层面已经输了。
7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饶颖告赵忠祥案”管辖异议作出了终审裁定－－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的民事裁定书，发回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重审。
饶颖的律师皇甫大卫解释说，案件的事实部分再审理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说，不管饶颖声称自己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赵忠祥曾经对她进行人身损害，她都很难有机会到法庭上去证明她所说的是事实。
但正像饶颖所说，“我这个事情一天两天还完不了”，她还有另一个渠道展示“证据”。7月16日，饶颖和律师皇甫大卫召集记者，在北京召开了“媒体见面会”。虽然警察一度因有人举报会场中“播放淫秽光盘”而出现在门口，但见面会最终还是顺利进行。
在这次大规模会见记者的活动中，饶颖第一次系统地展示了她的“证据”，包括录音磁带、一幅画、投诉材料、一张与赵忠祥的合影、她的大学毕业证和学生证等等。她还称拥有可以用于鉴定DNA的物品和毛发，但由于“拿出来也看不出什么”，她没有向媒体展示。所有的证据都在强调一个“事实”：饶颖不是一个“精神病”，她的确与赵忠祥有“非常”关系，在遭受赵对她的“人身伤害”后，她要讨回公道。
见面会再次将赵饶官司推向高潮，第二天，赵忠祥的代理律师王富发表声明，并称赵忠祥将以诽谤罪起诉饶颖。赵一方的及时回应和回应的内容正是饶颖求之不得的结果。
饶颖毫不回避承认媒体在整个事件中给她带来的好处，正是媒体的关注，才使她希望公之于众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在关键时刻，又是媒体的报道让她的对手不得不开口说话。
她经常对不同的媒体记者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关键是靠我们的娱乐记者把事情的真相原汁原味地传播出去，这样才能知道谁是谁非。如果没有传播出去，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原来我说十你们可以写三，后来我说十你们可以写六到七，现在我说的你们都敢登，过去我说的话你们不敢登。所以不能怪老百姓，关键是记者的问题。其实这个事情你也心知肚明，你也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谁是卑鄙的，谁是受害者。”
“做任何事情你要从人家媒体的角度去考虑”，饶颖更清楚怎样配合媒体的工作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她在回答一个记者的电话采访时，特意放慢速度以便记者记录：“我饶颖感谢媒体，感谢关心我的市民，很多人认为赵蒙受了不白之冤，如果有人怀疑，请拨打电话……”短暂停顿之后，饶颖坚定地对电话里的记者说，“公布，没有问题。”
饶颖甚至与很多记者已经熟络，她可以向记者打听有关自己的文章的效果：“登完以后，你觉得有一些影响吗？”
“这是你与媒体的勾结吗？”当记者这样问饶颖时，她对我的质疑有些不快，她告诉记者，在立案前她曾经找过多家媒体，但没有人理会她。“那时网上骂我的多得很，有的时候已经达到80％了。难道我会去叫媒体来骂自己？你说我是不是不正常啊。我自己要把自己送进监狱，成立吗？不成立。”
媒体的态度可以理解，哪怕到今天，还有更多的人不能接受饶颖所说的“事实”。赵忠祥被称为“国嘴”，他的声音与电视机一起进入中国家庭，30岁以下的中国人都可以说是“听着赵忠祥的声音长大的”，他稳重慈祥的形象在亿万观众的心目中不可动摇。饶颖的出现就像一场严肃交响乐中出现的尖叫声一样刺耳，不管尖叫声由何而来，人们首先感到的是厌恶。
饶颖至今还对一名今年5月份采访过她的记者耿耿于怀。她与这名记者约在一家大饭店附近见面，但记者在文章中提到这家饭店消费昂贵，其中的隐喻让饶颖很恼火，她认为，在她身陷困境的时候，有的人对她落井下石。
饶颖深知媒体的放大作用，与记者刚见面，她就把自己的红花布鞋上磨破的口子指给记者看，“我为什么再三给你强调这个，过去一个记者那样说我，我怕这种误解。”
但现在，饶颖是眼下最热闹的名人官司的消息源，记者们频频向她“示好”，希望从她嘴里得到一个劲爆的新闻标题。
赵饶之间的纠纷从媒体的加入开始，再也不是两个人的恩怨问题，也不是法律案件，而是一个媒体事件，在这中间，当事人的故事和法律的评判几乎成为道具。
传播学学者喻国明这样分析，现代人面对的是两部分现实，一部分是真实的现实，另一部分是人为的现实，也就是媒体制造的现实。媒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强调某些事情，它们就会成为焦点。
赵饶案几乎具备了成为媒体事件的所有要素：名人、丑闻、性、暴力、粗口和官司，只要公众还有需求，媒体没有理由停止追逐最新进展的脚步，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有养料、有阳光，为什么不生存下去？
媒体的底线
作为赵饶案中的绝对主角，媒体不光是一个舞台，更是重要的推动者。媒体的聚光灯照在谁的身上，从什么样的角度照射都决定了事件的进展，名人纠纷同样考量着媒体的道德观。
饶颖－－一个普通女人，在社会地位上与赵忠祥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主动寻求媒体的帮助是她本能的反应。媒体上，饶颖所提供的有关赵忠祥“另一面”的材料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被很多学者认同的观点是，名人隐私的保护应该不如普通人严格，知名人士是一种社会符号，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规则的认识，特别是自主意识不强的人，名人的道德标准会成为他们的社会价值标准。喻国明认为，人们对名人私生活的窥视是很正常的，对这些人的比较通透的报道是社会赋予媒介的权利。
文化批评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闳教授指出，大众对名人隐私的窥探兴趣是持续而浓厚的，从这个层面上讲，用道德来约束媒体是没有用处的，媒体的底线就是法律。如果法律没有限制此事不可为，媒体就可以报道，“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但在这场媒体“狂欢”中，有的行为似乎有点“过火”。正如赵忠祥的律师王富不满的那样：“她说什么媒体就登什么，这很不正常。她说的话没有经过核实，有很多造谣诽谤，比方她说我跟赵忠祥是同性恋，这个毫无根据，无端地挑起事端，达到炒作的目的，媒体明显不负责任。”
张闳说，赵饶之争似乎成了大众宣泄情绪的“公共痰盂”，各种媒体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为有很多议题更值得关注。当然，并非所有重要的议题都能如此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正是赵饶之争成为宣泄通道的一个原因。
“媒体要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行为。”虽然媒体的自律不可缺少，但喻国明更相信媒介自身优胜劣汰的能力。“社会对媒体是有筛选的，有的报道品位低下，读者心中自有评判。”
“随着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道德产生了不小危机。但它从另外一个侧面打破了公众人物的神秘感，某种虚假的道德观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道德观被建构的可能。”张闳从赵饶事件的媒体狂欢中，做出了一种乐观的估计。
一张“道德”试纸
赵饶案总能让人联想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让美国人愤怒的不是他们的总统制造绯闻，而是克林顿“撒谎”不承认绯闻。赵饶案无非也同样只有四个答案：真实还是虚假？承认还是否认？赵饶案为中国公众和媒体提供了一张道德“试纸”，不管答案是什么，随着事件的进展，大家随时准备做出自己的判断。
3个月以来，饶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刺激一下公众的神经，最具“震撼力”的证据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在录音中，男女主人公的谈话涉及男女关系，内容不堪入耳。录音中的男声磁性低沉，与《动物世界》里的配音相似。她向记者透露说，最近一两天，她还会拿出让大家“吃惊”的证据。
法庭之外，饶颖的话给公众和媒体出了几道难题：当一个“二奶”控诉负心男人时，我们应该相信她并同情她，还是因为她的“不光彩”而对她不齿？当一个事关社会偶像的声誉问题还没有得到证实时，媒体应该大肆宣扬，推动事态的发展还是静观其变？
对于“二奶”问题，饶颖有自己的认识。“包二奶有三种，一种是情愿当二奶，一种是不太情愿当二奶，有的人是根本就不情愿当二奶”，她认为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你既然包我不如我们结婚，干吗要做地下情人呢？这种人虽然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太好，但她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在整件事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