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情妇厮守部级贪官高严不理朝政

发表：2004-08-02 20:33

2004年的“审计风暴”使畏罪潜逃的原“国电”领导人、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进入了公众视线。贪官大都“金屋藏娇”，高严的背后，同样有一位神秘的情人，并且为了她不惜一切。后来为了能与情妇长相厮守，用电话遥控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再后来就连遥控也厌倦了，开始放手身边的人当政。
40年的发家史

据江南都市报报导，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1942年12月，一个叫高庆林的瘦弱男孩出生在吉林榆树。尽管家里条件不太好，高庆林却自小成绩优异，而命运似乎对他也格外垂青。1958年，是中国最困难的岁月，高庆林却非常幸运地跨进了大学校门，学的是电力专业。他发誓要出人头地，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为此，他改名高严。当时，我国第一个大型水力发电厂新安江电厂正在建设，电力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个专业为高严日后的发迹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1962年，高严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技术员。电力人才的稀缺以及高严个人的努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196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副厂长。仅仅23岁，高严就走上了处级领导干部的岗位。

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

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几乎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后是吉林省委副书记。1992年3月，50岁的高严就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遥远的东北来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几年后，他担任了国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

高严从云南赴北京上任后，心里老是七上八下，他牵挂着情人杨珊（化名）。

那天，某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认识。经人引荐，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女主持人知道又一个男人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高严终于败倒在石榴裙下。

无心“上朝”

杨珊不愧是女主持人，有的是各种手腕，让堂堂的云南省委书记围着她团团转。用高严自己的话说，“相见恨晚，真是相见恨晚呀！”

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如今，他调到了北京，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几天看不到这位“杨贵妃”，高严心里就发慌，根本无心“上朝”坐班。

为了与杨珊长相厮守，高严在上海开始设立“行宫”，以逃避监督。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

有了房子，还得有车。高严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供杨珊使用。另外，高严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仅杨珊在香港的外币账户就有高严送的10万美元。

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后来，高严对打电话亲自遥控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也渐渐厌倦了。他迷恋权力带来的金钱美女等等好处，又讨厌权力所伴随的责任和应酬，开始放手重用身边的人“当政”。

俟机潜逃

高严的贴身秘书叫黄雨（化名），高严常常是“高屋建瓴”地向黄雨提几条重要的提示，然后就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们，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一下工作，见上一面，都非常困难。

高严通过秘书遥控领导班子成员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领导的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举报材料，不断汇聚到有关部门。

高严也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他设计好了退路，预备出逃海外以避免牢狱之灾。高严早就以化名办好了国外的护照。准备一旦出事，就见机行事。

到海外去生活，得有大量钱财，还有，没有“杨贵妃”在身边，还是有缺憾。于是，他也让人为杨珊办好了外国护照，还出费用让她多次去海外旅行，先熟悉国外的环境。

2002年7月，形势对高严越来越不利。有关部门已经向黄雨了解有关他的问题，敏感的高严加快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他转移财产，事后，仅被查出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以及大量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把东西安排妥帖后，就赶快藏起来，千万别让人找到。”高严这样交代。

布置完这些“后事”不久，高严于2002年9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高严在出逃前，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传达工作，布置任务。

黄雨说：“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布置，我就怎么布置。”

高严纠正：“不，这回要改一改。我没指示，你也要布置。反正，你不能说我外出了，一定要说我还在上海。”

高严出逃后，秘书黄雨几次三番都联系不上他，在上海急得团团转。电力公司的事情又多，几个副总经常打电话来问，说要向高严汇报工作。黄雨被逼无奈，只得胡乱应付。凡是口头请示，他就杜撰高严的指示下达，催得很紧的书面请示，他就冒充高严的笔迹，依样画葫芦地批了了事。

拖到10月份，外界传出高严已失踪一个多月的消息……

2003年11月26日，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倒卖烟草

1995年6月，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和吉林差不多，在中国都不属于发达省份，不过，云南是烟草业最发达的省份。高严明白，要想在云南发财，就不能不在烟草上打主意。

说起云南的烟草，不能不提红塔集团和褚时健。人称“中国烟草大王”的褚时健，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

还在高严到云南之前，纪检机关就把目光盯向了褚时健。针对褚时健的外围调查工作正在悄悄地展开之际，高严来云南就职，也把目光盯向了褚时健。然而，高严盯上了褚时健却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搞钱。

1996年1月，高严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约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请褚时健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在褚时健的积极安排下，韩与云南红塔集团下属某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确认书。韩某凭着高严一句话，就获利960万港元。当然，韩某也没有忘记报答，他拿了2万美元送给了高严。高严略作推辞，见是境外商人送的钱比较保险，也就收下了。

褚时健很快栽了，但高严没有从褚时健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从上次的好处中尝到了甜头，继续想办法从红塔集团搞钱。他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其秘书黄雨出面周旋，主仆二人合唱双簧，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抽头，拿到l80万港元。

插手电力工程巨额贪污

到了电力公司，搞钱得换换法子。电力公司有的是电，但电这东西不像烟草，没有那么肥厚的差价可捞，批条子倒买倒卖是行不通的，但这难不住高严。电力系统每年的投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电厂电站等各种设施纷纷上马，造价都高得惊人。建设工程中的油水并不比烟草差，一个上千万元的工程，一倒手就可以赚几百万。上亿元的工程利润就是几千万。算一算，不得了呀。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回，高严没再让黄雨出面捞工程了，秘书毕竟只是秘书，至少程序上也不太好走。于是，高严决定让家里人出面，把宝贝儿子抬出来一起捞钱。尽管中央屡次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但高严视之为耳边风。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

从案情上看，高严支持儿子捞工程的手法比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更直接、更不要脸面。程维高的手法老到，会转弯，他不让儿子直接参与工程项目，而是让南京二建到石家庄来揽工程，然后，南京二建再把钱转给程维高的儿子。而高严呢，手法更直接，他直接让儿子捞工程。在电力系统内部，凡是主张把工程项目给他儿子的，大力提拔，不愿给或者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则给予撤换或免职。能否帮助自己宝贝儿子捞钱，成了提拔干部的一个指挥棒。

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共计1080万元、5万美元。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所捞取的钱款，何止几千万！

自从2002年9月潜逃以来，高严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据公安部近日称，高严目前潜逃在国内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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