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中共高官都有御用气功师，除了治病之外，重大权力斗争和重大事件，很多时候不是开会讨论，而是去问各自的气功师。近几年江泽民在部署火箭、卫星升空之前，都请气功师发气，并择良辰佳日，来确定发射的时间。近年来，中共官员在本地一些重大工程开工之前，也公开点香，求神保佑。
这是大陆媒体继2003年11月追踪热炒后，对中共官员流行“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再次关注。
*问卜求官 买官 跑官
据中国青年报列举了原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李会刚因求得“大师”预言自己至少能官至副省级，他花费公款149万元在北京买官被骗，并为此被判贪污罪15年徒刑。
唐见奎原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属正厅级干部，由于买官利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580万元。据办案人员介绍，由于南岳衡山一座小庙的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唐见奎为此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筑了一条水泥路。
*党校教授：官拜佛 功利心作祟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说，大多数腐败官员，尽管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人前得意，但大都因为来路不正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求天拜神，祈求在缭绕的清香里，在虔诚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凶化吉。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功利心理作祟，因为担心腐败行径被发现、被曝光而寻求心理安慰。
*“第一柱香”炒至十多万元
据湖南一些干部反映，不信马列信鬼神的领导干部不限于已查处的贪官。有的领导干部，平时在台上大谈马列主义，台下却奉一些名山古刹的“大师”和一些知名的“预言家”、风水先生为座上宾。有的领导干部家里，堂而皇之地供奉着玉帝、观世音等神灵。一些领导干部，每逢上任、建房、购车等重大事情都要问问神灵，甚至连出行也要算日子。
衡山每年春节前后，前往南岳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柱香”已被炒至十多万元。“第一柱香”的得主有广东的大款，但也不乏领导干部的夫人、权力部门。
据大陆《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的报导，此类现象在各省市都很普遍，不论官阶高低，并汇总各典型案例撰文“中国贪官迷信‘群丑图’”。其中一例介绍了山西交口县数十名党政干部于夜深人静之时，齐刷刷跪在摆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当时，县城里传出“谣言”：等县城死了100名已婚男子，将100名妇女变成寡妇、将数百名孩子变成孤儿时，县委大院的“风水”就好了，书记、县长就可以“当地委书记、当省长”了......令当地人心惶惶。
*江泽民九华山拜地藏菩萨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曾数次赴安徽省九华山拜佛。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地藏菩萨在佛教传说中曾发愿救人于地狱。在佛教经典中，记录了地藏菩萨曾经描述过的无间地狱的循环不绝的刀叉、火焚、水煮、粪烹等各种恐怖至极的罪罚，造下地狱之罪的人需虔心敬拜地藏菩萨，力求改过才有可能死后逃脱无间之苦。
据2004年6月亚洲周刊报导，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于6月5日特别到访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的九华山旃檀林寺，点香求佛。当地青阳县政府特别购置了红地毯，从山门铺至庙门，用最高的礼仪接待。
寺庙特别推迟了每天的早课诵经时间，住持慧深为江点燃三柱香，然后由江泽民插进香炉，江在将香插进香炉前先默默向地藏王菩萨求祷。
分析家指，江泽民于六四敏感日第二天去拜佛，与今年在大陆民间悄然而风行的“踩江”热有关。中国民俗中有种“迷信”：百姓若将“坏人”的图像诅咒和脚踩，可以让该人阳寿提前，早下地狱。据报导江坚持在家里抄写“地藏经”，并花钱请喇嘛祈求福寿。
报导中提到，九华山正在修建一座高达99米地藏王菩萨铜像，占地10万平方米，需人民币4亿多元。
*毛泽东与“8341”
数字也是中国无论高官、百姓都“迷信”的对象。最普遍的如“8”意味发财的“发”，深得商人、赌徒喜爱；“9”意指永久的“久”，追求爱情、婚姻、事业者对此最是敏感；“4”音同“死”，一般乏人问津。因此电话号码、车牌的申请价格随着上面包含“8”或“9”个数的增多呈几何级数地上涨。在大陆许多地方，人们往往从车牌或电话号码，大致推测出其主人的身价地位。
有些特定数字由于其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传奇性引起格外关注。“8341”是中共开国者毛泽东给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的番号。据有关文献记载，毛泽东初入北京时，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他在山上访得一位老道，求问何时入住中南海为吉？老道不语，只写下“九九”两个字，其意似乎是九月九日。毛泽东又问自己能在位多久？老道仍不语，只写下“八三四一”四个字。毛当时不解其意。但是，他对老道所示的道家术数十分看重。于是，他遵西山老道指教，决定于1949年9月9日入住中南海，并将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的番号定为“8341”。直到毛泽东1976年9月9日病逝，人们发现他终年83岁，在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宝座上总共在位41年。
1993年中国大陆发行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年周年纪念金币”，当中编号为8341号的纪念币在1993年10月8日被选中，由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火箭发射的科学探测卫星携带进入太空，原计划回收后公开拍卖。遗憾的是，卫星未能按时返回地面，8341号纪念珍品由此“失踪”。
*GDP神话中对“七上八下”的十年崇拜
另一个对特定数字迷信的例子是在中国GDP神话中长达10年之久的对GDP增长率“七上八下”的崇拜。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英文缩写。“七上八下”是中国成语，源出月于“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指心态浮躁， 忐忑不安。从1993年起，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领域，“七上八下”被赋予新的传奇性内涵，特指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中国GDP持续稳定地以“七上八下”（7%、8%之间 ）之势增长，被海外经济界传为“GDP神话”。
1993年宏观调控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0.5%，最低是18+%，宏观调控以后，当时的总理朱熔基认为不要太高，增速保持在8%比较合适，从此以后无论丰年灾年，就“七上八下”地波动。
据跟踪研究中国GDP多年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畅销书《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介绍：我有一位熟人在国家统计局工作，98年底我到北京，见面时问这位熟人，“你最近在忙甚么呢？”他回答说：“忙甚么？就在做统计数字嘛！”仅仅是增长率，就做了三遍。第一遍报上去的时候，是8.01,上边说不对呀，说保八就是八，这样接近不会太假了吗？！于是再重新计算，做到8.4,又觉得不对，今年发生那么大的洪灾，怎么还能达到8.4呢？于是做第三遍，修正到7.8%。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几乎是想要甚么样的资料，就能造出甚么样的统计资料。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镇）.乡里是如何造出来的呢？何清涟介绍，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时候，在不少地方，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然后回来再确定自己要报多少。一些明智的乡干部懂得，不能比邻乡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枪打出头鸟”，私下里给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报得太低，太低了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每年如何报是种政治艺术，秘书打听小道消息的功能特别重要。
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湖北省一个号称“五毒书记”的县委书记，叫张二江，在出事以后媒体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资料的。一个乡里的理发店只有两个理发师，他居然报出每年的营业额是36万元，那两个理发师后来说：就算我们每天工作24小时，我们理一个头才收两元钱，一年要剃多少头才能挣出这些钱？还有一个村连一个鱼塘都没有，居然报出亩产200多万斤的数量。他那些年的政绩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是夸大几倍几十倍。这位县委书记如果不出事，这种造假也不可能被揭露出来。这是县一级的。
对于省一级，何清涟举了2003年审判的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其中一个假造GDP的细节。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于是反覆跟王怀忠讨价还价，才砍了6个百分点。
2004年2月12日王怀忠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一些地方官认为王怀忠令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增长22%，比国家定的8%的高标准还高，且高的离谱，冲了“七上八下”的灵气，失去了“七上八下”的保佑，被中央枪打出头鸟，在所难免。各级官员因此更笃信“七上八下”。
后GDP时代的神坛之战
中国在经历了2003年SARS重创和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后，中央于2004年报出的GDP增长率不跌反升，而且打破了持续10年的“七上八下”限制，升至9.1%，令外界惊讶不已。
就在人们认为江泽民在位13年的最后一年里，终于突破“七上八下”的高度，达到“神之又神”的“9”，“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时，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3月5日（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其间，中国政坛出现质疑GDP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发出要将GDP请下神坛，改换其他统计方法的声音。5月份，中国胡温政府发表为中国经济过热的降温的讲话，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国际股票市场的震荡。
有信风水的官员分析，中国GDP数字大小之争在短期内表现出的不和谐，反映了中南海内部的暗涌激流，结局如何可能最终取决于哪个数字在中共各级官员乃至百姓中拥有更多的信众。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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