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广东人不敢吃的东西
没有上海人不敢穿的衣服
没有北京人不敢说的话
没有台湾人不敢做的事
------我是台巴子我怕谁？
随着上海的第二次勃起，上海一步步重新走上世界舞台。
或许深圳人是全大陆最有钱的人，
或许北京人是全大陆最骄傲的人，
但上海人恐怕是全大陆最快乐、最有自信的人。
单以市政建设和管理成效来看，上海的确超过北京；
以市民平均素质来看，我也觉得上海人全大陆第一；
最了不起的还是上海的治安，毫无疑问全大陆第一。
所以，上海人有理由当个全大陆最快乐、最有自信的人。
勃起当然是好事，能勃起才能快乐；
不过这勃起到底是由于自身生理作用的激发所致，
还是由于服用了进口伟哥药丸所致？
勃起的血液到底是自身产出的，还是喝了别人的血，来个五鬼搬运、十全大补？
上海的市政建设好，但上海人的荷包也真的那么满？
满到觉得上海已经超过了香港，超过了台北？
制度决定一切，民主国家强调“藏富于民”，社会主义国家强调财富归公。
老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年年财政赤字，
必须靠发行政府公债借钱过日子；
当时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是200亿美元，台湾是1000亿美元，
但即使如此，却没有人会觉得美国是个穷国，。
美国的国力蕴藏在民间，美国的财富掌握于个人；
后来美国也只不过就稍微加点税，几年工夫，不但不再超支，反而钱用不完。
用不完的钱怎么办？国会议员决定让政府“退税”，
把多征收的、用不完的钱还给老百姓。
所以，上海市政府的确很有钱，
但上海“人”在咱们台巴子眼里也就是个刚刚脱贫奔小康的主儿吧。
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年系上一位教授跟大陆的教授合作研究，就顺水人情帮他弄了一学期的客座。有一次我和他私下聊天，他提起这次来台之行最让他感到印象深刻的事。
阿拉教授、研究生开会或座谈或小型演讲时候都会准备咖啡、茶、点心，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等散会后，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把自己面前的纸屑茶包点心袋等垃圾收拾好，丢进垃圾筒。
他最感到惊奇的就是这么个小小动作，
而不是台湾的繁华富裕，也不是台湾的民主自由。
在上海，不管是男女老少，不管是学生白领，
随时随地都会乱丢果皮纸屑冰棒套塑料袋等等垃圾，
丢得是那样自然，那样熟练，那样理所当然。
徐家汇公园刚建好，精雕细琢，好像皇家园林，
没有水泥、砖头，全都是花岗岩的石板，
连水沟盖子也是花岗岩，甚至厕所的整个外壁都是绿色片岩。
我走遍西方列强，也没有看到公园是这么盖的！
到了晚上，昏黄的灯光，浪漫、迷人，
来的晚点当然就不可能有凳子坐。
这么漂亮的公园，你若是一大清早去看，
满地的瓜子壳，花生壳，卫生纸，果皮，，，，，，，，
不过，没关系，上海市政府雇了外地人清扫。
其实长条凳子旁边有好几个垃圾筒。
昨晚我打电话给台北美眉聊天，谈到上海人，即使是穿得再漂亮的美眉，
也会一面走路一面吃零嘴，一面吐不能吃的零嘴，当然还一面丢垃圾。
她说她不敢相信。
夏天我会到上海交大运动场跑步，交大学生很喜欢踢足球，
满地都是装点心的塑料袋、装矿泉水的宝特瓶、装饮料的玻璃瓶。
大概宝特瓶可以卖钱，总有穷苦的老先生老太婆来拣拾，但塑料袋和玻璃瓶
就没人拣了。有时我会帮他们拣。
不过，你要是在上海学雷锋也可能自讨没趣，
交大运动场的跑道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树，一部分枝条树叶无法承受地心引力而下垂，
占据了跑道宽度的四分之三，影响大家跑步；
有一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好心去把那些比人头还低的枝条折断，
这样大家都方便，结果被一个大概是讲师模样的人臭骂一顿。
他的说法很好笑：
第一，这些树枝下垂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一直都是这样，我干嘛要多事；
第二，真要剪除，也应该是学校的园林部门来剪，哪里轮得到我。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运动场，也许那些下垂的枝条至今仍然霸占着跑道。
这件事告诉我，上海人的生活哲学是：不要多管闲事。
别人能这么活，你也应该这么活。有事自有公家部门管。
上海人过马路也是奇观，红绿灯是给汽车看的，行人只看有没有车子过来，
没有，就可以过红灯。
老奶奶牵着孙子，小媳妇推着婴儿车，大肚子的孕妇，一律如此，
似乎“安全”问题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吐痰当然还是常见的，但说实话，比起北京人是要好多了。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人叙述他亲眼看到有人清晨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倒尿盆，
我对此毫不怀疑，上海还是有不少人家是没有抽水马桶的。
小饭馆就在人行道上洗菜，搞得路上一片湿；
商家在店门口还要占人行道的地盘多摆货物；
汽车就停在人行道上。
交大旁边华山路和广元路的十字路口有栏杆围着人行道，
转角处留出空来让对面行人过马路后可以走上人行道。
然而，这个空天天被自行车堵得只剩一个小缝，
有时候还会有人把车塞进这个最后的一道小缝里，
至于行人怎么上人行道那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
我去超市时，都会自己带着以前购物用过的塑料袋，
这样可以减少这种不可分解垃圾对环境的破坏。
结账时，小姐总会很吃惊，她们常跟我说很多上海人会跟她们吵架，要求多给塑料袋。
有一回眼睛不适，去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看病，
挂号之后，去了诊室，给护士号码条，她叫我到门外长凳子上等，我就在门外等。
护士出去了，护士回来了，我还是在门外等。
等了半个多小时，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比我后来的人都直接进去看病了，还是没人叫我的号码。
最后，护士出来了，看到我就说：你不是早来了吗，怎么还在这儿？
我说没人叫我号。
然后她就叫我进去看病。她说，不叫号的。
然后她跟别的上海人说：老实人就是吃亏.
在目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公营与私营并存；
政府既是制定游戏规则者，也是游戏参与者。
如果大家站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的话，那也没话说，但实际情况呢？
走在上海街头，常能看到“东方书报亭”像个拦路虎似的雄踞人行道上，
造成行人走路的不便。
按说这是不合理的，做生意应该在店面里头营业，怎么能在马路人行道上营业？
但，上海可以，因为“东方书报亭”是上海邮电局的摇钱树。
大陆的书报杂志很多是由邮局来发行，因为他们拥有现成的配送渠道，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邮局等于是书报杂志的批发商。
但“东方书报亭”则更展现了上海人精明能干的一面，
邮局利用自身的地位，很方便地取得在人行道上以极低成本设立小亭来贩卖
书报杂志的垄断地位，等于是批发兼零售，连肉带骨头一起吃干抹净。
这叫什么呢？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叫“与民争利”，
政府部门利用本身地位特权以低成本来从事不公平竞争。
阿拉可以想想，如果是老百姓私人要卖书报，他必须租店面，成本当然高很多。
电视里看到记着访问一个东方书报亭贩售员，她说一个月可以挣两千多人民币。
相较之下，许多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也拿不到这么多。
记着问她有什么期望，她说希望能让书报亭更扩大面积，这样她就可以赚更多钱。
当然，上海邮电局也赚更多。
这些高利润哪里来？来自于人行道上建书报亭，来自于行人来往不方便所付出的代价。
上海有两个机场，旧的是虹桥机场，虽然小，但离市区近，大多数人都选择这里。
另一个是浦东机场，很新，很大，但是都快到长江边了，离旧市区太远，生意清淡。
于是，机场服务费在浦东只要50元，在虹桥却要你90元。
价格取决于供需而非取决于成本，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精明能干的上海人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高收费是否带来高品质服务呢？
接机室连个钟都没有，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接机的人通常会早到，飞机则通常晚到，
于是大批接机人等个一小时是常事，站着等。
只有乘客才能进进登机大厅，而且必须先买机场服务费。
由于航空公司的柜台都在登机大厅内，这就变成即使你的票还有问题，还不确定自己
今天能不能走得成，你也得先花上90元才能进去。
上海附近一两个小时车程内有不少有名的风景区，都是在江苏或浙江省境内，
上海市政府就成立了上海旅游公司来提供专线旅游客车的服务。
这原本是件好事，能为游客节省时间。
但是上海人太精明能干了，
他们觉得只赚点车钱太可惜了，于是就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
强制性地将景点的套票加在车费上一并出售。
所谓套票是大陆各风景区都是门票之外还有许多地方要另外收费，
而这些地方游客不一定有兴趣，所以如果只买门票当然比较划算。
但上海人强迫你必须向他们购买风景区的套票，否则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吧。
上海图书馆建筑宽敞明亮，
但一进大门，你会先看到卖饮料咖啡点心的摊儿，
然后有面积很大的餐厅，面积很大的书店，面积很大的唱片礼品店，
甚至还在走廊上摆了临时性摊位来卖vcd片。
另外靠街的一楼转角处还有很大的场地专门拿来租给商家办展览，也不管这些商家跟图书事业有什么关联。
用大陆的话讲，这叫作“创收”，也就是创造收益，给公务员分奖金。
大学：学术殿堂？还是技术学校？
看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
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它的大学。
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
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
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
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毕渍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