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现代社会，每个公民作为自然人，或者法人，或者法人团体，都有权利诉诸于法律，寻求问题的和平的公正的解决。
但是，当丁作明因为坚持自己的针尖大点儿的公民权，就被中共地方黑势力残忍虐杀时；当蚌埠的中院有意歪曲事实，判处固镇小张庄村领导预谋报复杀死很多条人命是受刺激状态下杀人时；当司法系统将无数殴打虐待施加到被监禁的政见持异者，教见持异者，普通刑事犯们的身心上时，当年涡阳某县领导，听信某个乡领导群体谎报匪情，诬陷某个村的村民绑架了他们，便出动数百名警察，官员，保安冲到那个村子，不分男女老少，疯狂地打人捕人时，当那些乡村两级的由政府和黑道组合成非理性的力量，有很多时候是凶暴的力量，冲到农村，以收取税收或者“三提两统”为名义，实质上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打人，毁坏农民财产时，这些貌似顺从法律的官僚，就是这些正在起诉陈春夫妇的官僚们，所谓的法制观念，所谓按照法律办事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那个时候是否他们在官府的宴席上，歌厅的包间里，和那些作恶者沆瀣一气呢？
《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报告》，形式上是一部报告文学，事实上是一部认真负责的历史记录。它对大陆的三农问题的现状，这些问题的制度的和政策的根因，条缕分析，尊重事实，让很多平时为三农问题迷惑不解的人，顿开茅塞。
首先，这部书的功劳在于，集中地记述了很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政府的或者政府勾结黑道的，对农民施暴的事件，让海内外能够读到此书的人，让我们的后人，能够真实地了解到极权专制主义之下，政府的统治以及它的官僚阶级，是多么如何依靠暴力来进行统治的，国民是怎样的无奈，怎样地受尽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敲剥，肉体上的挨打和精神上的恐怖。
更重要的是，这部书没有简单地将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种种暴行，归结到官僚阶级的本性败坏之上。就是说，那些由政府或者他们的打手出面的，施加上农民身上的暴力和压榨，不是那些人天然地凶暴。而是一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也是这个国家的决策阶层政策失误的结果。
比如说，一九九四年以前，大陆没有实行分税制。但是分税制之后，中央国税拿走了大部份地方的税收，而地税的收入很少，同时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地方教育，道路建设，人员开支等很多方面的开支，却要地方财政负担。地方财政没有充足的收入应付这些开支，只好自己寻找门路，最后滑进暴力敛财的泥坑。
地方的七所八站，是和上级机构对口设立的。这样机构日益庞大，可是这个国家决策阶层从来也没有下决心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弊病。而地方日益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的开支，仍然是要地方自己负责，于是，他们不去找农民敲诈勒索，还能够找谁去索要呢？
同时由于制度性的弄虚作假，迫使地方官僚阶级不得不虚报产量。不虚报，很快就会丢掉职务，那可是他们家小生活安康富足的依赖！官僚阶级如何舍得丢掉职务。可是虚报了，农民就倒了楣。当农民发现自己的紧有的一点收入，要被当做税收和三提两统收走时，哪里愿意？他们的孩子眼看会饿死病死。于此情况之下，农民会抗税。那么地方的乡村两级官僚无奈之下，只好诉诸于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保护自己的妻小的生路了。
还有上级层层要求下级在很多方面“达标”，道路建设，村镇建设，学校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达标，是需要金钱做为后盾的。既然中央不对地方实施财政拨款，同时又用这些所谓的“达标”来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那么地方的官僚阶级，不去农民头上榨取抢劫，还有甚么其它的途径呢？当然有，除了地方官员自动放弃自己的职务。
其实大陆司法系统的很多暴力行为，就是很多殴打虐待被监禁人员的暴行，根子也在这个国家的决策阶层和他们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之上。比如说，中共将所有的犯人看成是敌人，害怕人权和民权，担心特权群体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既定的路线形成之后，强调稳定，经常号召打击。这里的稳定和严厉打击，是有文字以外的含义，稳定即必须让囚犯们俯首帖耳，不能让他们暴露监狱里违法侵权和暴力打人一类的黑幕，囚犯必须鸦雀无声，不敢抗争，要求权利；打击含有鼓励暴力对待囚犯的潜在的暗示。那么下级司法机构，为了完成稳定的任务，就藉着严厉打击的指令，放手打人了。而最近强调的人性化和强雕人权多些，据说某些监狱的警察无法一时适应不许打人的管理情势，觉得不打人就无法管理囚犯，于是要求调动到监狱的技术部门。但是由于既有的制度未便，由于被管理者还没有充分的人权，很多地方，暴力依旧横行，沈阳的龙山劳教院里极端残忍地殴打虐待女性法轮功信徒的事件，就是例证。
无论三农问题领域的政府官员的暴行，还是司法机构里的警察的暴行，其根本原因都不是这些施暴者天性凶暴，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制度纵容推动或者姑息他们作恶。
陈春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报告》中，非常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地方政府中暴行的制度背景和政策背景。他们夫妇二人，对中国社会怀抱罕见的负责精神，对农民怀抱真挚的深刻的同情，在多数知识份子整天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弄虚作假和趋炎附势的浊流中，在很多知识份子已经比官僚阶级还要麻木不仁的堕落中，他们显然是我们民族的良知典范。他们揭露三农问题的真相和根因，为农民的利益，为农民能够摆脱暴力和奴役而大声疾呼，真是功在天下的历史勋臣。
面对这样的正义之士，邪恶的力量当然不甘心受到揭露而无动于衷，于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进行报复就成为必然的走向了。
如果他们起诉陈春夫妇是真的，那么没有丝毫别的理由可以让人信服，理由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邪恶的力量，在正义力量的批评面前，终于按耐不住了。
杨天水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