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好，这里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个天生就很淘气、满脑子各种鬼主意的孩子。刚满月还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机开关，挨了电打从桌子上摔下来，把大人折腾得不轻。四岁时我率领小伙伴们上山冒险，摔得头破血流，现在眉毛上还留着伤疤。再大一点儿就更不得了了，飞檐走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天下一大侠，大院管理处和警卫连每周都上门告状。偶尔碰到儿时玩伴，我还常常提起当年的“英雄壮举”，犹如昨日般记忆犹新。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课老是看小说，上了瘾一样。快要考中学的时候，我的测验成绩差得全班倒数。班主任董老师终于不能忍耐，到家里告了一状。我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完成董老师给你安排的所有补习作业。如果你考不上中学，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你的房间，也没有你的饭！”因为他从来就很严肃认真，我不得不乖乖读书。结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但也从此恨上了这个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当然认为读书没什么重要的，看小说不也是读书吗？
中学的三年，我们的矛盾更加剧烈了。星期天回家，我们家的饭桌常常成为辩论会场。小孩子读书多了就变得精灵古怪，常常气得父亲摔下筷子回屋抽烟去。这时我妈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调停人。由于我是个主意特别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监狱回到家里时，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扬。在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时候（第一名后来成了名作家，叫柯云路），他脸上也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我妈妈高兴地加做了几个菜。我因此更觉得父亲是个无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后来回老家安徽巢县魏家坝镇上山下乡的时候，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父亲13岁时被发现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机会读书；19岁就已经在师范学院当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点点成绩的确没什么可骄傲的。我父亲七、八十岁了，还能每天向我弟妹详细复述美国之音讲了什么，BBC讲了什么，自由亚洲讲了什么，法广的谁谁讲了什么。这方面我从来都赢不了他。
当时的安徽只有一个师范学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为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这些人全都被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干部来源之一，并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战争年代拍马屁是不吃香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样。我父亲由于才能卓著，30岁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49年中共将要打进北京时，他被调到中共军委担任航空系统军事接管小组长，成为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和毛泽东是邻居，并且被毛泽东推荐为毛岸英的古文和历史业余教师，直到进城以后才停止教授。现在有人说，中共老一代干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为；如今都是有大学文凭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亲身观察，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错的。
在民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过去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简单，进城后有很多干部亲属需要安置，这些都由处、科级干部批个条子就开支了。但中共一搞运动就有指标，为了指标就常常不讲理。负责运动的一方（中央组织部）硬说十万元按制度需要局领导签字，否则就按贪污挪用公款处理。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举动，人们今天就不会只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了。因为这八个人全是老红军，55年评军衔时都是少将中将。
但是人才总有人要。当时中共政权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党系统组织部，加上军队系统的干部部和军务部合二为一的部门。但是我父亲象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看得太认真了，不知道共产党一执政就变了形势。在一次空军高层会议上，为了和苏联合作的问题，父亲与留苏派的司令员刘亚楼发生了冲突。他条分缕析，摆事实讲道理，硬是逼得刘亚楼认了错。虽然按他的原则写出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父亲还不服气，要和刘亚楼拼到底。年轻气盛如此，看来非要碰到南墙才回头，是个不得好死的种。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他这人心太重，仇人和亲人都舍不得，这样的人在那种时代能活下来，也算个奇迹吧。我父亲对吴法宪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认为吴的确是个能在同事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人。遗憾的是，前几年空军老干部投票评选，吴当选为空军最没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而我父亲当选为最有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上述的两件壮举。大家说父亲有中国传统的侠义和敢直言的作风。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天天在家“偷听敌台”，喝酒骂现在的贪官污吏如何祸国殃民。六四屠杀使他和他那一代许多老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路走错了，我这样的人倒是继承了他们理想的人。所以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扬。我已经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情了。
父亲一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说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温情脉脉的所谓“感情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就没有了那些。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爱我们，爱到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在我进监狱之后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向他传了个话，说画家黄胄在酒桌上向几个朋友说我的坏话。父亲听了立即吹胡子瞪眼，从此不和黄胄来往。人家几次打电话要来看望他，他都说没时间。他一个退休老头儿，怎么会没时间呢？是心里有气，心太重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极好，我常去黄家，他们也不拿我当客人。我父亲自然认为黄说我坏话就是撒谎，不够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释之后才好认定呢。第二，在邓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邓某，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对象说了几句随大流的话，不为大过。我在监狱里天天听人家说我坏话，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这年头儿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说的，何必认真呢！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个性，他爱憎分明，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人们敬他是为了这个，他自己吃亏也是因为这个。93年我在家的时候，曾试图开导开导他，但他不听，脖子一扭头一扬：免谈！我在心里感慨，共产党胜就胜在当年有这么一批正人君子，如今败也败在没有了这么一批正人君子。
父亲和我妈妈那一代人是这么一种人：爱什么憎什么都会达到忘我的境界。到父亲快死的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还在电话里笑着对我弟弟妹妹说：“没事，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好好做自己的事去。”我明白他这是不想动摇我们的军心。因为我们一帮人正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里，为提高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中共的贪官污吏，以及成百万美元的贿赂进行战斗--就是那场那些人打了一辈子没打赢的战斗。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傻，不会生活。自找了那么多挫折、坎坷和灾难，总之，瞎忙活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但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声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探索者的生活就是为芸芸众生的好日子找路开路。即使万一找错了，但不能说不该找路。所以还得继续找。
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魏京生 2004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