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要谈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许多年以来，中共不论做什么事情，不管是杀人，还是放火，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甭说建一个剧院；理由虽然冠冕堂皇，但从来不敢从法律上找依据，从来不拿公理、人性和广大人们群众的意愿作为标准，哪怕是仅仅作作参考。
据匹克在[国家大剧院争鸣记实]透露：2000年6月，49位两院院士、109位建筑师上书中央，恳切陈述法国人安德鲁方案之不当。从网上看到几乎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网友意见，同样也都反对建造这个工程和决定采用安氏方案。
反对又怎么样？在中共眼里，只要最高领导满意，民意算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实质就是党性压倒一切，领导的旨意高于一切。一座国家大剧院相当于至少3万所希望小学，600万下岗职工的生活费，300万农民一年的收入，如果真是为了稳定，中共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现状。国家大剧院清楚告诉我们，稳定也只是一个托词。什么“稳定压倒一切”，只要能加强保证中共的一党专制，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不要，不管是什么国情，也不管是什么民意，这就是中共的理论，这就是中共既可以杀人，又可以放火的理由。面对着至少有五千万城市劳动人口失业大军，面对着农村有数亿贫民尚不能温饱，执意要建这么一个大剧院，这不是要逼死人么？
逼死人有什么要紧，就是杀人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中共杀人，自然是指杀好人，当然首先想到“六四”，说中共放火，自然是指文化大革命，这把火一烧就是十年。不管是杀人，还是放火，中共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最近十几年来，“稳定”成了中共的口头谈，不论做什么坏事，犯多大的罪，只要冠以“稳定”，“为了发展经济”，都可以免除其罪名，都可以脱胎换骨，都可以名正言顺，都可以封官晋爵、飞黄腾达。其实不论杀人也好，放火也好，对中共而言，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这“稳定”，这“为了经济发展”，这和文革时期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如出一辙，实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都是中共权利的需要，都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需要，都是最高领导喜怒哀乐的需要。当然执意要建这么一个大剧院，也是江先生喜怒哀乐的需要。
据匹克在[国家大剧院争鸣记实]透露：2000年８月１０日，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开了一个５天的评估会，争论空前激烈，听说正方有人喊出“保卫党中央”，反方则力陈，反掉这个方案，才是真正的保卫党中央。
建一座大剧院竟然和“保卫党中央”联系在一起，我们禁不住要问：这是谁的党中央？这不是明确告诉我们，江泽民就是党中央么。江泽民就是党中央，人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党中央？江泽民就是党中央，中国共产党这不成了江泽民的私家党了。
据[国家大剧院争鸣记实]透露：安德鲁的方案之得以“中标”，是法新社99年8月最早报道的，称经过一年四个月的设计竞赛论证，得到中国最高首肯。但9月16日法国世界报却说“安德鲁的方案是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选出的”。中国的最早报道可能是2000年1月的中国新闻周刊，称之为“世纪之蛋”。
这里的“得到中国最高首肯”自然是指江先生，当然也只有江先生才有这举世无双的“世纪之蛋”，也只有江先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举世无双的“世纪之蛋”。
最高领导真是“风光”，就是嫖妓，也正气凛然，威风八面。江先生不是高举“三个代表”么，国家大剧院就是江泽民实践“三个代表”的最好见证，当然也是江先生嫖妓的最好见证。
在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大会上法国人安德鲁说“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缘”。在美国哈佛举办亚洲21世纪现代建筑研讨会上，当有人问到他的大穹顶的功用时，他竟说：“北京要下雨嘛！”问到为什么他非要把四个剧院用一个大顶盖住，他说：“是他们（指中国领导人）要这样的，他们喜欢这样。”
江先生喜欢这样，江先生真是喜欢把国家逼到危机的边缘。这一点法国人安德鲁没有说错。
2000年5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华新民女士对安德鲁的访谈 ：
华：……您应该了解一封意见书的内容，……这剧院太不符合中国国情。您应该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我很想平心静气地跟您谈一谈。
安：（语气越来越含敌意）我没有必要听到别人的声音。我已经跟鬃市长谈过了，他喜欢，就可以了。
华：您的这座建筑物破坏了天安门广场的形象，也破坏了古都风貌。……您知不知道有的中国人想问您：如果把这座巨大的白色建筑、这个透明的椭圆体放在卢浮宫旁边，巴黎人会怎么想？
安：民众怎么想是没有用的，总是决策者说了算。……
民众怎么想是没有用的，总是决策者说了算，这话真把中共说倒骨子里了。
总是决策者说了算，人民是什么？人民只是实行一党专制的棋子和炮灰。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推行最高领导人喜怒哀乐的工具。最高领导人的喜怒哀乐就是国家的意志，最高领导人的嘻笑怒骂就是三讲、就是三个代表。中国有几千万下岗工人，有这么多失学的孩子，七十多万一个座位的国家大剧院（大剧院主体投资26.88亿元，外围工程由北京市投资8亿多元，正式营业尚需开办费3亿元。整个项目共需资金38亿元，分摊后每个座位平均造价70万人民币），仅仅是为了地下妃子的一笑。这就是国家？这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国家大剧院的诞生，这是二十一世纪“贞节牌坊”的诞生，为婊子建剧院，并且冠以国家，这婊子怎么能代表国家？这婊子是如何代表国家？不知江先生是怎么想的？是婊子国家？还是国家婊子？
不论是国家婊子，还是婊子国家，这都是江先生的爱好。依照江先生的理解，江先生代表国家，江先生喜欢的婊子自然是国家的婊子，国家的婊子，自然能代表国家，既然婊子能代表国家，国家自然可以代表婊子，把国家叫婊子，把婊子叫国家在江泽民眼里都一样的。谁叫俺江大哥是国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喜欢一个婊子有什么不好？为一个婊子建一个大剧院有什么不好？
饮水思源，没有江先生真的“世纪之蛋”，哪有北京假的的“世纪之蛋”。如此说来，我们真应当感谢江泽民这个真蛋，这个四季发情“世纪之蛋”。
尽管中共允许江先生存在，尽管江先生的理解也十分充分，尽管“国家仅仅是一副面具”，我还是禁不住要问江先生：“世纪之蛋”到底是国家大剧院？还是婊子大剧院？
面对江泽民的胡作非为，问问中共：婊子何以成国家？
2004年6月11日于山东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