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时,学生们喊的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官倒!",针对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公司.激情之下,学生们把"官倒"和高干子弟直接挂钩,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应该说明,"官倒"与一些高干子弟"倒买倒卖"的个人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准确地讲,"官倒"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体制问题.以许多在海南的公司为例,能够把生意真正做的有声有色的还是那些各级政府部门办的公司,而不是高干子弟掌握的公司.例如,那时各省和直辖市经委,计委,还有外贸委掌握了物资调拨权和进出口权,这是一种垄断权,它们所属的公司就是拿这种权力做生意的.这种奇特现象源自于中央搞了一个"双轨制",把一些计划经济内严控的生产生活资料实行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价格",依旧按计划经济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价格调拨物资给"国企";另一个是"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要高许多),把所谓"计划外"的生产生活资料按"市场价格"卖给乡镇企业和调拨物资不足的"国企".中央本意是想用"市场价格"来寻找物价改革的"突破口",但在基本还是"短缺经济",以"卖方市场"为主导的大气候下,结果是,"双轨制"成了把许多物资由"计划价格"变成"市场价格"的"合法依据",对控制了计划经济内生产生活资料的政府部门来说,不想发财都不行,因为许多得不到国家计划调拨物资或调拨物资不足的生产企业和商家"死缠烂打",求着它们按"市场价格"卖给生产生活资料.于是,大批各政府部门办的"官倒"公司应运而生,成为把"计划价格"变成"市场价格"的合法"桥梁",它们做的等于是没有风险的无本生意,只见钱进,不见钱出,这怎么能不激起"民愤".我记得,我来海南前,公司领导找我谈话,哼哼告诫我的是,绝对不能出"个人经济问题",一定不能够出"生活作风问题"(可能和我还没有老婆有关系).业务摆在最后面笼统地谈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意根本没有什么风险,不用折腾,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求你做生意,要"批件",所以把握好个人自己,"拒腐蚀永不沾",比有"生意头脑"要重要得多.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九年,此时我在海南正属春风得意.海南公司的一把手已调香港,总公司不准备再派人来,我成了能够说了算的实际"一把手".我那时主要精力就是代表公司应付各种"饭局",参加各种活动,多听多看,求到我做生意的,也就是想从我这儿搞到"批件"的,我一律报总公司,由总公司领导决定.其次,我就是招待好各路来的"神仙".由于我们公司名声在外,拿着我们公司各级领导的条子找我的人不少,再加上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的人,这些人大都有"背景",许多更是刚刚退下来的老干部,有的更是由总公司领导陪同过来,我基本成了一个"大接待员",特别是在北方秋冬之交,我忙的干脆就呆在了三亚,安排这些人的游山玩水,连海口都回不去了.我在海南唯一的"政绩"就是招聘了几个来海南"闯世界"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调研部",从海南特有的视角,去粗取精,为总公司领导提供海内外经济信息.领导对我的"政绩"大加赞赏,其实我明白,领导最满意的是我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一套.所谓"福兮祸所倚",正因为不必太操心公司业务,人就虚飘起来,交往的人越来越广泛和复杂,与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高干子弟也在酒过三巡,脸热耳酣之际称兄道弟起来,以至"祸从天降".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后五天我回到北京,公司领导要我见一下某知名港商,这名港商准备和我们在海南合资搞一个项目.晚上,公司领导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明珠海鲜酒家"宴请港商,我作陪.在饭桌上,领导向我交待了要替港商在海南办的几件具体事,我当然满口答应,港商非常高兴.此后,大家开始闲聊起来,这时我才得知,许多人涌向胡耀邦家,吊唁他的去世.还有,就是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大字报,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出现花圈和条幅.由于"内外有别",敏感的问题点到为止,大家都不肯再多说什么.宴会后,公司的车送我回父母家,车到东四十条被堵住了.武警试图拦住一队队挥舞着红旗涌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听见了学生们的口号声,喊的最多的就是"打到官倒!",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感由心而生.第二天,我去见公司的一把手,他是"通天"人物,我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点点口风.但他根本没有把学生"闹事"当一回事儿,要我立刻回海南,并暗示我可能我要"升官",回总公司某部门当头头.
我在北京没有耽误,立刻回到海南.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饭局",把海南几个与我熟悉的官员请来,告之他们某知名港商要来海南,请他们协助办几件事,并请他们通报给当时的海南一把手.如此好事,对于需要政绩的官员来说求之不得.另一方面,他们误以为我很有能量,错把我当成了"通天"人物,刮目相看,结果"六.四"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二件事,我找来了"调研部"的几个"秀才"开会,要他们注意各方面的消息,随时告我.我批给了他们一点儿钱,允许他们拉点儿媒体的"关系",目的无非是利用知名港商来海南之际,让我们公司大出一下"风头".结果这时候去和媒体打交道,正是"没吃羊肉也弄一身膻".
北京局势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四.二六"社论没有"镇住"学生,反而引爆了大规模的游行.紧接着又有赵紫阳"亚太银行讲话",局势好像又"翻"了过来.直到这时,北京的"政治风波"才在海南掀起点儿动静.海南不少官员都把当时海南一把手看成是赵紫阳的"红人",赵紫阳"风头"一出,他们都有了"西瓜偎大边"的心态,于是支持学生,支持"对话"一时间成了时髦.各种媒体也开始随风而动,跟着北京的主要媒体开始"支持学生".然而,我这时感到了事态严重.我找到了我在北大留校教书的同学,向他了解情况.谁知,他兴奋异常地告诉我,学生们还有更大的行动,北大教师已经成立了"教师后援团",这一次一定要在中国推动"政治改革",首要目标是要邓小平下台.我一听,大吃一惊,也许我人在海南,感受不到北京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氛,但凭直觉,我不信就靠学生如同文革般地"大哄大闹"就能够把中央军委主席赶下台.紧接着,北京的学生开始绝食了,然后是大规模的各界声援游行,最后连香港也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声援游行.当然,海南也不能够免俗,海口市中心一天到晚也有不少人聚集,大字报和标语也上了街.据说,也有省政府机关人员带头游行,不过我没看到.那一阵,我真的"眼晕",海南象点儿样的公司早没人做生意了,大家热衷于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其实大部分是从香港"贩"来的.但我还是相信"组织",几乎每天向总公司领导汇报我们这边情况,同时顺便了解北京的情况.这时我发现,平时"通天"的公司领导们这会儿心里也犯迷糊,还要我一定要找一找几位赫赫有名的高干子弟,探探口风.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其中一位,他在电话中只是以大哥的口气告诫我,呆在海南,不要去北京!显然,他探到了上面一点儿消息,但并不知他父亲处境如何.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震广东和海南的高干子弟的电话早已被监听.
局势急转直下,对北京的戒严,以及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后不再露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已分出高下.学生们在巨大的挫折感打击下,决定不顾一切地"硬顶"下去."六.四"凌晨北京终于响起了枪声.在海南,大家对北京局势的了解立刻陷入混乱之中,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满天乱飞,其中有"杀人如麻说",即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几千学生被坦克碾成"肉饼".还有"邓小平已死说",即邓已归天,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发动政变,赵紫阳出走广东.最离奇的要属"内战说",即三十八军和二十七军在北京南苑大打出手,连炮都使上了.当然,几天后这些谣言都不攻自破.但"六.四"之后,海南暂短地陷入混乱确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当时海南的一把手被认定是支持赵紫阳的"铁杆儿",他北上京城就回不来了,以后以"受贿"的罪名撤职查办,对海南的"清查"也由此展开.
六月中旬,我正在夜梦中,突然有人闯入我的房间,我立刻惊醒,侧身滚到床靠窗户的一边,然后紧靠墙角,以防有人从后面偷袭我.但几个人向我迅疾扑来,手电筒的光亮晃的我睁不开眼,我试图反抗,但很快被按在了地上,我的双手被反铐起来,然后我的双眼被蒙上,押入了一辆车中.我以为遇见"绑票"的了,只恨自己不该大意,住在了公司(我们公司在海口那时最著名的宾馆租房办公).时间不长,我被押进一间平房中,四周非常静.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有人解开了蒙住我双眼的破头罩,对面一束强光打在我的眼上,让我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开口向我问话了:"姓什么?"我听出了此人的北方口音,加上他问话的口气,凭直觉,知道他们肯定不是"绑票"的匪徒.我没有了被"撕票"的性命之虞,顿时松了一口气,突然有了一种"起死回生"的"幸福感",竟然能很自如轻松地回答起问题.我的"镇静"到使审讯者谨慎起来,问的问题越来越简练.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要弄清我和那位名震广东和海南的高干子弟的关系,绕着弯审我是否知道他在"六.四"以后的下落.沾上"六.四"就好办了,我知道我什么"非法活动"也没参加,什么"过头话"也没说过,和这位现在"落魄"了的高干子弟认识,但无深交.你们审吧!七十二小时过去了,屋里始终亮着灯泡,我感觉不到昼夜的交替,但不再给我反戴手铐.这是一个套间,提审我就在外屋,然后我回里屋.我也没有什么可客气的,撒尿就跑到屋墙角,困了就在空无一物的里屋地上躺下,这期间,只给我吃了两顿饭,但水倒是不缺.我基本能够判定,这里不是正式的拘留所,也不是公安局,显然,就是为了搞清我与这名高干子弟的关系,找了个临时隐蔽之地,秘密审我.当然,也有几次"诱供",明显是让我"咬"这名高干子弟.对这儿事必须留心眼儿,别说我对这名高干子弟所知甚少,就算他和我是"哥们儿",我也得咬紧牙关,文革中连邓小平都台上台下走了个来回,万一哪天他老爹杀个"回马枪",我非倒大霉不可.以后我才知道,我这次被"密捕",全是因为我"六.四"前给这名高干子弟打的那个电话.
三天后,任何"手续"都没有办,我就由海南某部门的人"陪同"回到了公司,而抓我和审我的那批人一个也不见了.我的事还没完,海南地方某部门接手查我的"经济问题"和"动乱时的表现",有点儿"破鼓众人捶"的意思在里面.我被要求呆在公司的一个房间里,每天有人给我送饭,然后就是"交待问题"和"接受提问",整个儿就是现在的"双规".不过待遇已经大有改善,除了能够吃饱,还能每天"泡澡"(因公司的房子都是租宾馆的),但绝对不能见人和与外界联系.负责对我"审查"的某官员是我原来的老关系,这一点我没想到.也许这是他的上司给他下的套儿,或者是"上面"有意放我一马,我个人觉得后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整我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还是要查我们公司是否与"六.四"前的海南一把手有经济往来,结果倒给我查出一个"廉洁"的美名来,我自己没有私自倒卖过一份"批件",卖出去的"批件",帐笔笔清楚.来买"批件"的人带来的"条子"我都留着,审查我的人看了条子上签字人的大名也都不想往下查了,反而有点儿"后怕",怕我以后"翻身"了,找他们算帐.当然,从我这里也没有找出原海南一把手的"经济问题".查我"动乱时的表现"有点儿复杂.关键是"六.四"前我批给公司"调研部"那笔钱,本来让他们当"公关费"用在媒体身上,为某知名港商来海南时"造势"用.结果,"调研部"的"秀才"们钱是花了,却让媒体把他们反咬一口."六.四"后,海南某媒体一口咬定他们捐给学生的钱是我们公司以"赞助"名义出的,"秀才"们拿不出具体"物证"来洗刷自己.话说回来,那时给媒体所谓"赞助费",求媒体帮忙,实属"灰色地带",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儿,哪能留下"赞助费"是为了干什么用的字据.不过,"审查"我的人并不想为难我,何况这件事没有什么"油水",既挂不上原海南一把手,也没有什么其他"黑手",更何况"主审官"毕竟和我有交情,他向上报告,认定是某媒体私自把我们的"赞助费"捐给了学生,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到了七月中旬,二十几天的"审查"嘎然而止.本来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突然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审查我的人全都撤走了.这下我不干了,一定要负责审查我的海南某部门给我做个"结论",怎么也不能白白地抓我呀!奇怪的是,凡审查过我的人现在都"躲"着我,好不容易让我"捉住"一个,也只是表示让我再往上,回北京找人谈,他们不能够给我"书面"的东西,因为我不是海南省的干部,"审查"我是奉命行事.此人还特别请我吃了一顿饭,这就算道歉了.以后我才知道,上面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对海南搞"运动"式的"清查"进行了干预.显然,即使是"六.四"刚过,在一些人大喊镇压"反革命暴乱",实际力图否定"改革开放"之时,中央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抵制.以后,"整顿"成了各项工作的中心.政治上整顿,经济上整顿,当然公司也离不开整顿.我们公司属于整顿重点,工作陷入停顿,我在海南已无事可做,领导将我调回北京.对于我在海南所受的"委屈",公司领导在他们职权范围内给予了我最大的"安抚",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离开海南前,我特意去了一趟三亚,到那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休息一下.面对潮涨潮落的大海,我才发现岁月无情,自己已经到了非告别自己青年时代的年龄了.想到此,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有一种凡事顿悟的愉快.所谓早岁那知世事艰,或许,只有在青春已逝之后,才会向往轰轰烈烈、变幻莫测背后的那种平淡和自在.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回到北京不久,我递出了"辞职报告"......
后记
每个人都曾年轻过,也特别愿意用"青春无悔"来褒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而我回首往事,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遗憾,也许是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太过单调了,任何回忆都和"红色"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父亲是红军,当了一辈子的军人,我自然就出身在最正宗的"红色"革命军人家庭,在小学是"红小兵",上中学后自然成为"红卫兵",而后又参军戴上了红五星和红领章,直到上大学,然后参加工作,也都是在"五星红旗"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仔细想一想,这也是在中国大时代背景下一种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经历,因此自己只要把它记下来就好了,告诉后来人,我就是这样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