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天也就是６月３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长街南口，那里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正义，也是为了见证历史的真实而走上街头的。他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死亡时间是６月４日凌晨３点半。
他还刚刚开始他的青春年华，却被没有一点人性的统治者残暴地虐杀了。
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衷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他遇难前不久，月坛中学的教导主任马老师亲口对我说：王楠的品德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尊敬老师，关心同学，是个很诚实可爱的孩子。王楠从紫竹院到月坛上学骑车要半个小时，在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门拍照。有一次他想让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他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我对他说：“你不要太热心了，学生运动是会被人利用的。”他说：“学生运动历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民众的动力。”有一次看国际新闻时，他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个周末。晚饭过后，有几位朋友来我家聊天，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谈到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然而，那时我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学生。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五 ’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
大约夜１１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著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们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我们决定出去寻找王楠的下落。当天晚上，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表示愿意帮着去寻找。他们从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２４家医院，看到了许多被杀害的人，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侄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就放声大哭：“姑姑呀，太惨啦，我看见有具尸体露在白布外的是一双裹过的小脚，还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诉我戒严部队还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关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也许王楠就在其中。从４号到１４号，我们没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确切消息。于是我们向学校报了案，请他们帮助寻找。在焦急地等待的１０天中，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头发开始变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实，那时我先生王范地已经从王楠寄读过的花园村中学得到了他的死讯，只是还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瞒着我，一个人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６月１４日，我终于接到了月坛中学的电话，说学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护国寺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穿着、年纪和体貌很像是王楠，让我去辨认。那个时期，我先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医院。在楼下的候诊室，医生们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具无名尸是６月７日西城公安分局送来的。因为当时各医院的太平间已经满员，所以送到这个小医院。送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土，头部包有绷带，破了的眼镜和头盔上也沾满泥土。听送来的人说：这具尸体是从天安门前２８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挖出来的，在王楠这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王楠身着军服，特别是系了一根部队正规的武装带，以为他是军人，所以送到这里准备确认身份。自６月７日开始，戒严部队已来过多次，证实他不是军人，才通知学校的。还说别处还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确认为老百姓的无名尸已全都送去火化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以后寻访中得到了证实。
找到了王楠的尸体，在那种特别的时候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在遗体火化问题上却不意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刁难：因为邓小平９日讲话诬指学生运动是反革命暴乱，火葬场接到命令，死者必须甄别才能火化。为此我们几经交涉无果，后来，因王楠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才准许火化，那已经是６月２２日，离王楠遇难快二十天了。那时的八宝山火化场依然有武装的戒严部队巡逻，而且运送尸体的车辆仍然挤满了院子，遇难的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６月１４日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亲人，朋友，邻居，包括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从他们的关心和劝慰中，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你有个好歹，我们这家怎么办？王楠的事还没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疯了。我要搞清楚儿子是怎样死的；他头上的绷带是谁包扎的；为什么埋在２８中墙外。儿子为了记录下历史真实遇难了；我作为母亲，要为追查儿子遇难的真相而活下去。
这时范地告诉我，７号早６点左右花园村中学的一位老师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姓吴，外地人，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队员。他向那位老师报告说：你校学生王楠，学号ｘｘｘｘｘ……，４日凌晨一点半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三点半钟死亡。
我从我先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想：那个能报出长长学号的人，一定是见过王楠的学生证，了解王楠遇难详情的。于是，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护队员，将我儿子遇难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民主中国》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