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狗的命运联想到人的命运
江苏省南京市《现代快报》报道：该市有个叫晓芳的女人，担心养了七年的狼狗“黑虎”会弄脏新屋，瞒着家人三次将“黑虎”送走，但这头恋主的忠狗，每次都懂得寻路回家。第一次被放逐郊区，它当晚就摸黑回家，第二次是咬断缚住它的绳子逃回家；第三次被铁练锁着，它却以“绝食”抗议，整天悲鸣，于心不忍的新主人只好又把“黑虎”送回晓芳的家。
晓芳对于“黑虎”的忠心耿耿不但不欣赏，反而下决心要置它于死地，便找了四个杀手，打算把它绑起来扔到河里淹死。但“黑虎”不断咧嘴狂吠，使四个男子汉无法近身，于是他们对晓芳说：“狗不咬主人，你来吧！”晓芳就将绳子绕在“黑虎”的脖子上，它果然不作反抗，只是眼泛泪光，凝望着女主人，服服贴贴地被勒死了。
丈夫回家获悉“黑虎”已遭毒手后，伤心欲绝，他控诉道：“黑虎三个月大就到了我们家，七年了，它一直很懂事，很忠诚，我一直将它当成家庭成员，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女人会对它痛下毒手，她的心怎么这样狠？黑虎的死让我感到害怕，老觉得她笑里藏刀，已经不敢再和她生活在一间屋子了，离婚是唯一的出路。”儿子也因为“黑虎”的死，对母亲不理不睬。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我们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居然跟这条狗差不多甚至更悲惨。
自投罗网的知识分子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北京）中的一 段话。当然是中共当局所承认的。
但是这一大批对国家无限忠诚并对中共十分信任的归国知识分子的下场，是不是比那条忠狗好一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千千万万踊跃归来的知识分子可谓自投罗网。自从踏入国门的第一天，噩梦就开始了，如同走进地狱，除了极个别的卖身投靠飞黄腾达之外，绝大多数都受到无穷无尽、花样百出的折磨、羞辱，直到粉身碎骨甚至尸骨无存。即使有个别大难不死的，也是伤筋折骨，像剥了九重皮。
例如从英国回来的语言大师、剧作家老舍，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从法国回来的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因不堪迫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和妻子朱梅馥一起上吊自尽。
从香港回去的容国团，虽然为中国争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却被诬为“特务”，自吊于北京龙潭湖边的槐树上以结束生命。
毛共法西斯治下的臣民之命运比狗还要悲惨，常常似蝼蚁般成群成群地被作贱，被虐杀。
“右派”的悲惨命运
郭维敬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五十年代知识分子被摧残、被屠杀的血泪史。该书所记载的鲜血淋漓的故事，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毛共对知识分子搞的是阶级灭绝政策，如同希特勒对犹太人搞的是种族灭绝政
策一 样。
仅以该书中所揭露的河南省的反右运动为例：全省共划右派九万人，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百分二十三，有的地区是百分五十以上，个别学校达百分七十以上。固始县划右派占全体教师的百分四十八，遂平县占百分五十二。
信阳地委书记王某在反右运动中要求所辖的十九个县市开展向地委“报喜”活动，结果划右派数目一浪高过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这位王书记便厉声斥责：“你就是右派！”竟真将董打成右派。息县划右派较迟缓，他亲自到息县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提过支书意见的？”经他一点拨，当天晚上该县就以四百多名“右派”报了捷。他到汝南县视察，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 “这泡尿尿得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的教师全都沦为“右派”。
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将全系统的所有干部几乎全划了“右派”，最后只剩下“两个半”好人。
反右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茶场”，共送去二百多名“右派”，其中逾半埋骨深山，幸存者，非伤即残，亦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心有余悸，毛骨悚然。该场负责人视右派分子为不可宽恕的重刑犯，任意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他们不分日夜地干起强度劳动达两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侮辱、虐待之下，许多人被饿死、累死，自杀。该茶场基建大队长徐蓝宇和办公室主任贾文明被人称作“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们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扛木料，以致途中倒毙、滑入山涧者有八人之多 （一说十七人）。其余分散于各县各农场改造的右派，其处境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了七百二十九名右派，待改正时已死了一百二十九人。
“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个家禽家畜”，真是欲为狗而不可得了。（李锐：《按
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序言》，载（《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漓江出版社，2004年，桂林）
这样的劳改农场，这样的法西斯集中营，这样灭绝人性的杀人魔窟，在中国大陆何止一个万胜山茶场！
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的血泪史
右派分子、“北大才女”林昭因对反右和批彭德怀有自己的看法，于一九六O年十月被捕入狱，她在狱中遭到百般折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警把她这么一个弱女子反铐一 百八十天，连吃饭和大小便都不给打开。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枪杀于上海。（《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武汉)
再看毛共怎样折磨、虐待、残杀后来被他们捧为烈士的张志新吧。
张志新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惨遭凌辱，狱警挑动狱中流氓犯、盗窃犯，无情地殴打、折磨她；并受丧尽天良的狱警的轮奸。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 个黎明来到时，没等张志新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蹿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割断了喉管。为了维持呼吸，凶手们又把一个三寸长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插进她的气管里，再用线将连接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张志新奋力反抗，剧痛使她咬断舌尖，血水淌满前胸。目睹这一惨状的一个监狱女管教员，当场吓得昏厥过去……”。（《“文革”之谜》，转引自《杂文选刊》1996年第5期）
辽宁省的割喉“手术”是为了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
江西省则另有创新，他们用竹签把李九莲的舌头与下颚钉在一起。
这类举世罕见的酷刑，就是全无心肝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嗜血成性的表现。
嗜血成性的毛泽东
中共从苏区肃反开始，历来都是用惨绝人寰的酷刑来“逼、供、信”的。
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
一九三O年十二月三日毛根据刑讯“犯人”的口供，认定江西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人为AB团分子，就亲自给“江西省行委”写了指示信并交付李韶九（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将省行委、红二十军主要负责人李白芳等八人逮捕并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各种酷刑，受审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当场死亡。甚至李白芳等人的妻子前来探视，亦被当作AB团抓起来，“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置对手于死地，在折磨、虐杀同类中获得欢愉和快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们灭绝人性的极致。
晓芳勒毙了“黑虎”，受到丈夫、儿子的谴责，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但是中国共产党由江西苏区肃反开始，直至一九八九年北京屠城及镇压法轮功，从来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认过罪，甚至还要强词夺理。历次整人的打手、杀人的凶手，一 个都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把这类阴暗面列为禁区，不许老百姓议论、批评。
中共当局从上到下都在极力掩盖、抵赖、淡化甚至美化他们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例如林昭在一九八O年获得“平反”后，其亲友一直在上访有关部门，要求搞清事实真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海相关部门对这一诉求一直采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也是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态度，具体做法就是既不接受采访，也不让别人接受采访，更不提供相关资料。”（渔翁：《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载《杂文月刊》2003年12期）
“人权”不如“狗权”的事实
过去有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现在有人说：宁做外国狗，不做中国人。
人而不如狗，令人悲哀、愤怒，但却是事实：
狗会自杀而且会在自杀时写下“毛主席万岁”吗？
有四千多万条狗一下子饿死的事吗？
“人权”两个字虽然写进了《宪法》，但只要中国共产党嗜血成性、摧残虐杀同类的本质不改变，“人权”就永远不会比“狗权”更馨香，更值钱。
(转自《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