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4年考上郑州电力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爸妈可以说是喜忧交加。他们愁得整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爸就起来到亲戚家借钱去了。他们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又卖了家里的两头猪，才勉强凑齐了我上学的费用。
爸把我送到了郑州，等给我交完学费，剩下的生活费已是寥寥无几。爸回到家感到压力很大。他对妈说，光靠在家土里刨食，恐怕连闺女每月的生活费也难以维持。这时候，他产生了到郑州打工供我上学的念头。
他把想法跟我妈说了说，妈很支持。她说：“只要能供咱娃儿读完大学，吃再大的苦都行。我在家把门户守好，你就放心去吧。”
我知道妈一个人在家意味着什么：12亩地，麦收、秋种……所有沉重、繁琐的农活儿都要做，家里的大小牲畜都得她一个人喂，而这些就是一个棒小伙也难以承受。
收罢玉米后，爸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面粉、蔬菜和一些做饭用的东西，来到我所在的学校。他在学校找了份临时工，一幢5层的单身教职工楼的厕所、走廊、楼梯的卫生都归他打扫，学校教学楼的垃圾也由他清理。为多挣点钱，他还在学校的垃圾堆里捡废品，积攒起来换钱。
虽然每天的活儿很累，但爸很高兴，一个月下来，可得300多元的工资。这300多元对于我们来说可太宝贵了。我爸把这些钱分成两份，200元作为我们在郑州的生活费用，剩下的100多元寄回家供上高中的妹妹和上初中的弟弟。
为了省几个钱，爸在学校给的一间小屋里给我做饭。我们平时没有吃过肉。早饭是自己蒸的馒头加萝卜丝和面汤，午饭是自己擀的面条……一日三餐连鸡蛋也舍不得吃。
就是这样，爸也觉得比在家的妈妈生活得好多了。
劳累一天，他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晚上坐在我身边，看我读书学习。
我终于毕业了，妹妹又在这一年考上了郑州牧专，仅学费就需4000多元。那时候，我上学借的钱还没还完。在当时的农村，钱并不好借。我爸有时转三四家，连5元钱都借不到。他接连跑了几十家也没凑够妹妹的学费，最后还是几位战友和亲戚帮忙找够了学费。
我毕业后，爸在电专的工作也结束了。他回到唐河县老家，卖了半年菜，但卖菜的收入还是顾不住弟妹的上学生活费用。
那是1999年1月11日，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日子。劳累过度的妈妈因心肌梗塞突然离开了我们。我们家真是像天塌了一样。
说到这里，王想的语速越来越慢，她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下去了，泪水慢慢溢出了眼眶。“妈是累死的，她是为了我们姐弟三个累死的－－－我们三个都是罪人。”王想再也说不下去了，忍不住哭起来。
在爸来郑州打工的几年里，妈一个人承担着全部家务和农活儿。三伏天下地锄草，别人一般都是下午四五点，天稍凉时去，而她总是在中午扛着锄头下地。村头乘凉的人问我妈：“天这么热，你下地干啥？”
“锄草。中午天热，草死得快。”在妈眼里，每死一棵草，就意味着多打点粮食，就可以多为儿女挣点上学的费用。
在老家人的眼里，妈是个干活儿不要命的人。要知道，三伏天的中午钻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锄草和钻进蒸笼差不多，就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想冒这个险，因为这很容易中暑。
在麦忙天，为抢收熟透的麦子，妈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下地割麦。为省钱，她没有用收割机，12亩地的麦子硬是弯腰弓背地全部用镰刀割完，然后再自己拉着沉重的麦车往麦场里赶。常常是在半夜，满身酸疼的妈妈才回到家里，但此时还不能休息，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牲畜等着她去喂。虽然爸能在麦收时节请几天假回来帮忙，但一年四季沉重的农活儿全压在了妈一个人身上。
超负荷的运转使她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她长期处于精神孤独和重体力劳动的包围中，但她从没把自己心中的愁和苦说给我们，她怕我爸舍不得离开她，怕我因此操心而影响了学习。
送走了母亲，我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两眼一动不动，爸吓坏了，以为我也死了，我在纸上写道：“我还活着，请放心。”
妈在的时候曾给我讲过她小时候的事。8岁那年，她的母亲就去世了，由于外公长年在外地教书，她就跟着她的叔伯娘长大了。幼时的不幸练就了她坚毅、要强的个性，无论做什么事，她都力求做得最好。虽然家里穷，但从小到大，妈总是把我们姐弟三个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常说，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途径就是读书，还在我未上学时，她就开始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给我辅导作文。辅导我学习是她劳作之余最重要的事。为寻找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她到处搜集各种和教育有关的资料，并把它们剪贴在一起。
我们家因我们姐弟三个上学而每况愈下，妈也在不知不觉中衰老了。我来郑州上学，父亲也出来打工，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也就是从那一年到她去世，她一直都生活在孤独和愁苦之中。白天，她一个人在田间辛苦劳作，晚上，她要照看家里那头唯一值钱的黄牛。因为怕牛拴在外面被偷，她每天晚上都要把牛拴在她住的那间屋子里。
她很爱干净，因为怕牛尿在屋子里发出难闻的味道，只要牛一动，她就立刻下床用桶接牛尿，一个晚上牛动几次，她就得下床几次。就这样，她每个晚上从来没有睡好过。
在吃饭上，妈更是抠得不得了，常常几个月都不买一次菜，经常掐把红薯叶，挖点野菜将就。鸡下的蛋，她一部分送到学校给弟弟妹妹吃，另一部分拿到镇上换钱。她干活儿是个急性子，总是不干完不吃饭，为了省柴火，她常常一个人煮上一大锅饭，一次能吃好几顿，舍不得吃香油，就偶尔弄点棉籽榨油吃……物质上没有一点保障，精神上又极度紧张，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使母亲积劳成疾，她却瞒着我们不去看病，也从来不说她有病，连几毛钱的药都舍不得买。
我参加工作后，妈每次给我写信都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却从不要我向家里寄钱，我寄回去的钱，她都一分不动存了起来－－－她要用这些钱给弟弟妹妹交学费。
妈的早逝，完全是因为供我们姐弟三个读书累死的啊。在她生前的日子，不知有多少人劝她不要让我们读书了，可她说，就是出去要饭也要供我们上学。在我们家乡，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家庭供出3个大学生，以前几乎没有。村里的孩子最多上到高中，大部分上到小学或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他们外出打工每年都带回一笔钱，但我妈从来没有羡慕过，在她看来，养子不读书，等于喂窝猪。
村里人都知道，我妈是为供三个孩子上学日夜操劳而死的。当时有不少人劝爸，让在郑州牧专上学的妹妹退学，但爸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失学，妈在九泉之下是不会安息的。
1999年3月，刚过罢春节，妹妹该开学了，爸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物，锁上了家门。他要带着女儿去郑州上学，他想靠打工赚钱供女儿和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完成学业。
爸卖光了家里的大小牲畜和粮食，放弃了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来到了郑州。
购买了一些简单的补鞋工具后，爸的鞋摊在牧专南门开张了。第一次补鞋，我爸紧张得两手发抖，生怕补不好，好几次都把锤子砸在了自己手上。
在一旁站着的妹妹看爸笨手笨脚的紧张模样，心里很难受。她接过他手中的铁锤，把围裙系在自己身上，说：“爸，你别害怕，都是我的同学，补得不好也没啥，你看我的……”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大雪，我爸没敢歇过一天，因为弟妹的学费(弟弟也于1999年考入牧专)及他们三个人在郑州的生活费用都要靠这个小鞋摊。
鞋摊的收入并不高，生意好时一天才能挣20多元，有时等一天还挣不到10元钱。但我爸为人厚道，碰到一些农村出来的学生补鞋，还总是不收钱。那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手里没有一分钱的节余，常常是挣一天，吃一天。他在牧专附近租了间廉价房，为弟妹做饭，他们吃不起菜，就常去附近的菜市场捡些能吃的菜叶。日子虽然清苦，爸却很高兴：弟妹学习都很用功，妹妹还当了班长，每学期都获得奖学金。
后来，我来到郑州工作，弟妹们也先后参加了工作，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但每当我们和父亲坐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想起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