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片完成以后，突破重重封锁转辗海外，已经被Sundance Film Festival(圣丹斯电影节)，Vien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维也纳国际电影节)，Pushan Film Festival(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等选中，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了这部片子，包括HBO、BBC、ARTE等国际媒体。一些基金会和国际组织通过这个片子了解了这场灾难的一些真相和细节，并且作出了积极反应。在丹麦由律师无国界组织创建的“马深义”基金会已经开始为这个村子的艾滋病孤儿筹集善款，世界各地人们用各种方式，联络这个可伶的家庭，给了他们很多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艾滋病村的村民们也正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关注与帮助。
陈为军在接受HBO记者访问时说，遗憾的是，这个片子到目前还没有在中国播出，由于片子在海外的广泛放映，目前，我所拍摄的文楼村，已经成了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据点，村子里的村民已经率先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些免费医疗救助，最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文楼村视察并走访了一些艾滋病患者家庭，这一切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场艾滋病灾难在态度上的转变和希望解决问题的愿望。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在今年一千一百部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二十九个得奖影片之一。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奖项1940年建立，专门奖励在公共服务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等。
据了解，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将于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点在法拉盛图书馆底层大礼堂(41-17缅街，法拉盛)为华人社区首次举办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获奖影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放映仪式，中国独立制片人兼导演陈为军将出席并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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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观后
晓默
关掉电视之后，我呆坐着，面对黑黝黝的屏幕，心中百味杂陈，堵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60分钟的纪录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字正腔圆的叙述，没有宏大的场面，整部影片就是在肃杀的气氛里，向观众展示一个艾滋病家庭粗砾的日常人生。这样一部简单的记录片，竟然从1，100个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2004年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成就奖（Peabody Award）。同时获奖的，还有美国传媒届大大有名的人物如汤姆·布鲁克和比尔·麦雅斯。
这部电影记录了居住在中国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五口之家中，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HIV病毒。
电影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电影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跟随着陈为军的镜头，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弱，直到电影快要结束时，她的牌位被贴在她曾经焚香求神的那面空荡荡的墙上。
一贫如洗，病入膏肓，天天生活在绝望中，但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出生于92年之前的大女儿马妞，是这个家庭唯一没有感染HIV病毒的。她每天仍然上学放学，她的父亲仍然关心她的功课。小男孩马占槽出生时就是HIV阳性，尽管瘦弱，仍然一天天长大。中秋夜，濒死的母亲躺在平板车里，平板车停在院子里，清冷的月光照着只剩下一口气的母亲，家徒四壁的孩子们仍然得到一块月饼。灾难深重之时，更彰显出一个只读过三年书的农民心底的本真。这个家庭，尽管一无所有，仍然有淳朴的温情；尽管知道没有孩子没有未来，当父亲的仍然在尽力尽责。
不到一岁的马占槽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片子拍摄了一年，也记录了这个不到一岁的小人儿生命的最初一年。我特别注意这个小人儿，我看着他，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的小人儿，他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爬，他在玩一个小板凳，他把一个大塑料盆举起来放到嘴巴旁边，试图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着奶瓶急切地喝奶喝水，他含糊不清地叫“妈妈”,口齿清晰地叫“爸爸”，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推着破破烂烂的小车学走路，他扎在爸爸的怀里撒娇，他小小的嘴亲吻爸爸的脸，他哭，他笑，他闹，他淘气，他仰着头，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摄影机的镜头。这小人儿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那双黑黑的圆眼睛总是亮晶晶的。小人儿就用那双纯净的，亮晶晶的眼睛看着镜头，看着我，看得我的心一阵阵地抽搐，一阵阵地颤抖。
自从做了母亲之后，原本并不喜欢小孩子的我突然有了“娃娃缘”。走在街上，看到坐在小车里的胖娃娃，总是忍不住对他们微笑，娃娃们通常会用亮晶晶的黑眼睛，蓝眼睛或棕色眼睛望着我，然后咧开小嘴，回我一个微笑。孩子们甜甜的微笑总是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他们是那样纯真无邪，他们的微笑象一道道阳光，是人间的希望。我常常想，光是为了这些小人儿的微笑，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明天。
可是，表面看来与其他小人儿一样的马占槽没有明天。在这个世界里，这匹顽皮的小马驹儿注定了占不到槽。他生来就注定了他活不长，只有几年的生命，还要承受许多许多的痛苦。
大人们在院子里忙着，小人儿独自在院子里爬。他爬向一架平板车，小小的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己拉起来，扶着车轮站稳了。小人儿的黑眼睛往上望，他浑然不知车里躺着他濒死的母亲，她已经灯尽油枯，连驱走脸上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小人儿总是拉肚子，他总是在吃药，他总是饿，好几次，那双小小的手伸向笸箩抓馍馍，可是爸爸不让他吃，他一吃东西就拉肚子，那是艾滋病的早期症状。
黯淡的灯光里，小人儿被爸爸抱着，地上铺着干草，干草上躺着死去的妈妈。小人儿太小了，不懂生死，他只需要一点点吃的，一点点喝的，几件衣服，一点点照料，基本上，他会自己长大。
没有妈妈的小人儿，自己扶着墙，扶着车，扶着门，站起来了。跌跌撞撞的，他会走了；趔趔趄趄的，他会跑了。通常这时候，父母该操心送他去哪家托儿所，哪家幼儿园了，父母开始为他编织各种梦想了，可是，马深义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小人儿生命的全部真相：
“听说，”父亲抱着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儿子对摄制者陈为军说，“得爱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四岁。”
在他的自述里，身为人父的陈为军说：“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而此时，身为人母的我，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看完这部记录片后，我立刻抓起电话，问我和陈为军的一位共同朋友：“那家人现在怎么样了？”我想问那小人儿，可我不敢，我怕听到那个消息，虽然我知道，小人儿的成长，同时也就是长向夭亡。
那位朋友告诉我，现在，小女孩马荣和小男孩马占槽都发病了。马荣已经退学在家，因为她没有力气走十分钟的路去上学。她在家里等待，等待着与她母亲相同的结局。那小人儿算了，我不想知道。我不忍知道。虽然我已经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成年人了，可我也是母亲啊！
还有马家的大女儿马妞，她来到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父母弟妹一个一个地送走，然后自己成为一个“爱滋孤儿”，孤零零活着。我无法想象，这个女孩要有多么坚韧的毅力，才能度过如此苦难的人生。
艾滋病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象征。艾滋病也不是一场幻觉和恶梦。艾滋病吞噬人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包括无辜的，纯真的孩子。这样真实的苦难，使所谓的“苦旅”变为矫情，使“生存权”贬为空话，使“自由平等”的高谈阔论淡化成一片苍白。如果我见到独自拍摄这部记录片的陈为军，我不知道应该感谢他向世人展现了真实的苦难，还是应该埋怨他使我从不得不直面这样的苦难。
这部记录片的名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死不如赖活”可能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世代流传的俗话。可是，仔细想想，这句话表现出我们民族多么沉重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好死”和“赖活”中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好活”，然后也“好死”?
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望着镜头，好像在向每一个看着他的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只能“赖活”？为什么？！
在这个高楼大厦代表了“现代化”，豪华奢侈成为时尚的时代里，“压倒一切”的主流价值把生命蜕变成为一个个抽象符号，鲁迅那声“救救孩子”的呼喊也不过是空谷回声，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几次被抓的陈为军在自述的最后说：“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想为那个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孩子再加上一句：如果我们无法让感染了爱滋病的无辜儿童“赖活”，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能否做点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至少让他们能“好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