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饶X,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我有家庭,也有孩子,虽然生活并不幸福,但一直很平静。自1996年……后,我开始了与他长达7年的婚外交往,我做过流产、带环手术,自杀过两次……如今,我几乎一无所有,不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而且还失去了原来的健康,患有肾炎、糖尿病、神经衰弱等疾病。
……
我是1996年偶然认识赵忠祥的,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保健医生。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没有联系过。1997年,我离开中央电视台,到玉渊潭医院的生发保健科当医生。同年下半年,为帮一个朋友咨询假头套的事,我按赵忠祥名片上的号码,给他打了一个传呼,他很快就回了电话,爽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随后,他问了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并说有时间帮他看病。 (按:赵应该一直戴假发)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他忽然打电话到我家里(号码上次留在他的呼机上),请我去给他看病。我答应了,第二天中午,按他的指点到了中央电视台。他请我在餐厅吃了一顿便饭。吃完后,他和我聊了一会身体情况,便坚持送我出东门。在大门口,他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并交给司机100元钱,说剩下的钱给我做出诊费。
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此后,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聊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显出一种长者的关心。大约过了一个月,他又约我去看病。他请我吃了顿工作餐,并给我孩子买了一包三明治,说:“明天早上热给孩子吃。”我给一些国家高级干部治病,虽然都非常谦和,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大男人如此细心,言语中透着关爱,还是难得,所以当时我有些感动。
吃完饭后,赵忠祥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好几张办公桌。他的办公桌在一个角落里。
我给他看了看头发,又摸了摸脉,说:“头发就不用治了,也没法治,但身体要调理。”他表示赞同。呆了一会儿,大约七八点,我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我们第三次见面大约在1997年9月份。那天下午,我按约定来到央视东门,打电话问他到哪里见面。他很随意地说:“这样吧,你到我家里来吧!”在他的指点下,我来到彩电中心宿舍楼。他家在三楼,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了。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大夫,病就全好!”他说。我看了他的X片,发现他的腰和颈椎长了骨刺,还有点变形。他说他经常痛得站不起来。我又摸摸他的脉,说:“心脏和血压也不太好,但没有什么大病,人快进入老年了,有这病那病是正常的,调理调理很有必要。”他说:“请你来就是来调理的嘛!”我问:“在哪里调理?”他指了指另一个房间。我说行,就跟着他进去了。
这个房间不大,里边的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我问他扎针是躺着扎还是坐着扎?他说:“今天就不用扎了吧!以后时间还长,可以经常调理。今天就给我捏捏吧?”我说走走经络也行,便让他坐在凳子上,开始给他治疗。约10分钟后,他身子向我靠过来,我以为他哪里不舒服,还问了他一句。他说没什么,让我继续给他治疗。又过了一会,他忽然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出去,便向床边让了一步……
1997年11月,我怀了孕,那段时间我和丈夫没有夫妻生活。我告诉了赵忠祥,他有点不高兴:“这是女人的事,最好自己处理,不要告诉男人。”我没再说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做了人流手术。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7年的交往。
……
2000年上半年,我报考了北京某医学院,本来我是要学针灸骨伤,赵忠祥却要我改学中医专业。因为上学,必须放弃工作;没有了收入,我和孩子的生活怎么办?这么多年,除了一包巧克力和一瓶香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礼物,更没有向他要过一分钱。但这一回,我真想得到他的一点帮助,好安心完成这四年学业。
我刚说了我的想法,赵忠祥说:“你看着办吧!”后来,他勉强答应给我一万元作学费。2000年下半年,我辞去工作,开始上学。同年,我又报考了某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班。交了第一年的学费后我一无所有了。为了生计,我只得给人去做保健医生,挣点零花钱。赵忠祥知道后,叫我放弃打工,并断断续续地给了我一点生活费。
……
这时,我的这些情况终于被我丈夫发现。我主动提出与丈夫离了婚。孩子判给他,我搬出原来的家租房单过。一无所有的我没有了工作,经济上出现了空当,而赵忠祥却以种种理由回避我。我渐渐焦躁起来,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常常睡不着觉。我们在电话里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无法排遣心头痛苦难受时,我想到了死。这年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自杀:吃下了一大把安眠药。但没有死成,因为实在难受,药又全吐出来了。
……
此后我的精神也出现了恍惚。有一次,我上了公车竟然忘了买票,售票员逮住我要罚款,我和她一顿大吵,结果被带到公交公司。2002年3月14日,我的肾病又发作了,当时几乎走投无路。
……
我悲伤万分,哭着对他说:“老赵啊老赵,我跟了你7年,最后你竟要把我送进监狱,你太狠心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每天诅咒你。”他没有再说话,放下了电话。从那以后,他不再打电话来,也不再接我的电话。
2002年下半年,万念俱灰的我第二次自杀。和第一次一样,最后我还是从死亡路上走了回来。
9月,我11岁的儿子高烧不止,前夫因事不能照料他,我正处在精神恍惚之中,没有在意儿子的病,烧了整整三天才送进医院,病虽治好了,但身体在高烧中受损,如今我一看到儿子就如刀割。
……
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今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个男子恶狠狠地说:“你再为此事东找西找,我叫你和你儿子出车祸。”
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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