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笼不久，文革新贵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曾多次在小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认知。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 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主要指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从这种认知出发，他们枕戈待旦，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 "。郭沫若首当其冲。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有的用辞还相当峻切，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两份内部刊物--《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则天》和《蔡文姬》的主张。这两份内部刊物郭沫若读到了。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郭沫若不安其位。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更是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内称：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辞职信则被列为"二月提纲"七个附件材料中的第四个--《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以证明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所谓"学术讨论"打击面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关于这个提纲的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 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郭沫若没有可批之处，郭沫若毕竟有"过"。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紧接着的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仅仅四天之后，就诞生了震惊中外的郭沫若检讨书。
和郭沫若一样被毛泽东提名为保护对象但要作"自我批评"的范文澜，其时的举动堪作郭沫若检讨书的一个注脚。1966年5月6日，翦伯赞致函同事刘大年和黎澍，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文澜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是范文澜的心态，也是郭沫若的心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惊中外的检讨-- 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为了使别人无可再补，郭沫若干脆一点余地不留，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的这番高论，正中好事者下怀。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通过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光明日报》不敢怠慢，立即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秘书答称：需请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发表，目前他在外地（此时郭沫若刚回四川），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说。康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检讨书送到了毛泽东案头。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无需郭沫若本人许可，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见报;郭沫若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就仿佛是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尤其在文艺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国内知识分子为之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苏联、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自不免就此说东道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要拿郭沫若的检讨大做文章。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检讨无疑为这些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证。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没料到自己的即席讲话会在全国所有主要传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来，更没有料到会有此种反响，一时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他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两个半月以前的4月14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算是对国外舆论的一个回答。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烧书"的主张又做了一种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更遗憾的是，像这种最大的败笔，在郭沫若并非下不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