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首先我强调一下：第一，我没有参与围攻刘青先生，签名邮件之中所谓的潜在的反对刘青先生的名字中有我杨天水的名字，那是别人的意思，不是我的意向和认可；第二，你说的那两篇文章，即《谁是告密者？必须追查到底、揪出诱捕王炳章的黑手！》和《杨天水：评“王炳章营救委员抗议大会”的发言内容》，绝不是我写的文章。等会我再和你解释这两大问题。
接到你的邮件，无比的惭愧，也无比的感慨。
惭愧的是我对民运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只是一个民主自由民生的热切的追求者而已，对落难同道及其家属则无余力给予实际的帮助，为此心灵经常在夜半之时隐隐作通。李海先生和您对我的赞许，都是同道之间的一种发自善良心地的互相勉励。事实上我离历史责任所要求的水准，尚有万里之遥。
感慨的是我们本来就很微弱分散的民运阵营，由于共特的破坏，由于自身的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劣根性，由于没有一个坚实的领导集团实施灵活的有力的策略，而经常内讧，消耗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力量。因而不能在海外和本土展开有效的活动，并赢得广泛的同情理解认可帮助和响应。
早在１９９２年，我在南京东郊龙潭监狱的时候，我就听一蚌埠籍的朋友介绍过你。他很敬佩你。据他的介绍和我后来在蚌埠的民众之中的了解，你在蚌埠民众之中，有深刻的影响力，人们对你有不少传奇般的评价。我这里丝毫不是吹捧你。
根据一个去过你家的朋友说，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你家依然是四壁徒空，妻子面黄肌瘦，女缨生活水准是城市平民的，你体质很差，只能用一个指头写作，本来我想去看望你和庭金兄的。让我惊喜的是你来了南京。
前不久我们南京玄武湖边的晤谈，应验了我以往对你的了解和判断。你的才识干略是过人的。你的愤懑出自于你的团队意识和对内讧的深深的厌恶，你的坚毅无疑来源于你的历史责任感。你和我们的共同的老朋友沉雄坚韧的忠厚长者王庭金兄的身上，都用典型的英雄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彩色。
古代，皖北和苏北，同属于楚国。那是一个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普遍流行的国度。项羽和屈原是它们的代表。至尽在那里居民的灵魂深处，都或多或少地赋有这两种主义的影响。勇于牺牲是英雄主义的根基性的特点。这点在你和我们的朋友王庭金先生的身上，都非常的明显。你是我迄今见到的民运战士之中最优秀的一位。今后我要拜你为师。
认识你并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我出狱四年来的最大的收获之一。我不禁要复述一下我们在玄武湖边达成的公识了。
民运的目标是要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将大陆建设成为东方的民主乐园。其具体的蓝图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教育人性化，司法人道化，分配公正化，外交文明化，军队国家化，农业生态化，城乡一体化，国土园林化。民主中国在一个方面是统一的：即行政，军政，法政，教政（关于教育的政令）诸方面的统一。
中国民运的领导力量是各个阶层之中的追求进步力量的精英的联合团体，而不是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种力量。中国民运的中坚力量是民主墙以来的许多进步组织，包括启蒙社，中国人权，民联，民阵，中国民主党等等。中国民运的基本力量是大陆的劳动阶级。
中国民运的主要内容是启蒙，维权，推动党内民主，建立民主宪政。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中国的民运基本上可以分三步做，即启蒙和维权，推动党内民主，建立民主宪政。每一步都个有侧重。
但是启蒙是长久性的历史性的任务，它要贯穿于整个的民运过程之中。目前我们主要以维权为主，但是一定要通过具体的维权活动来达成启蒙的目的。
对国民的评价，我们的意见应该是中肯的。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有两重性。在平常时期，即人的良心利益和勇敢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般大陆的国民尤其是普通的国民阶层的国民有很不错的道德水准。这个特点可以在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和睦相处之中看得出来。而在非常时期，即人的良心利益和勇敢受到极端的挑战和威胁的时候，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就显示出来了。小的方面随便举两个例证：在四川到广东的长途大巴上，在江苏响水到上海的长途大巴上，都发生多歹徒当众在车上长时间地轮奸女孩的残案。前者袋徒不过是两个人，凶器也不过是一把剃须刀，而且受害者的哥哥就在车上。后者歹徒是四人，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凶器。国民的极端自私和极端懦弱的劣根性就暴露无余了。大的方面是由于同情帮助民运或者是受难的民运人员，会受到官方的限制打击和报复，于是很多国民就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只顾苟且偷生了。
如何改变这样的状态呢？那只有依靠启蒙，依靠以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启蒙，去激发和广大国民道德境界中好的因素，去转变国民的劣根性的一面。
如何评价国民党呢？有很多人用一概而论的方法，将国民党和共产党混为一谈。认为二者同属一丘之貉。我们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国民党是个革命的能够走向民主的政党，她对抗日的贡献，对建立台湾民主政治的奠基性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另外，国民党当年革命使用暴力是不得已，满清和北洋军阀，谁真正地给国民党享受合法的议会道路呢？国民党继承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可是中共就不一样了。本来多次享有国民革命政府给予的合法的空间，但是这个政党迷信强权政治，迷信暴力，迷信公有制，达到狂热的地步，根本就不屑于合法的道路，而且用完全外来的马列主义践踏了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精髓，而这种精髓对于建设美好的社会是必须的不可忽缺的。
关于台湾独立的问题。我们都不赞成独立，但是我们尊重持台湾独立观念者的见解权利，并且必须尊重人们公投决定社会大事的权利和机制。
关于西藏和新疆的问题，我们坚持国家统一的观点的同时，同样要容许异议的观点。当然我们都认为那里和大陆政府的关系的最后决定权应该是那里人民的公投。这是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决定了的结论。
中国民运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真的非常顺畅地达成了共同的认识。这些原则是：循序，依法，和平，公开，稳健，包容。
至于策略，我想你一定是记得的。
中国民运是一项民众的，严肃的，高难度的事业。
中国民运所谋求的是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权，民权，民生，自由，平等，公正方面的福利，所以必须依靠所有阶层中的进步力量。中国民运的目的的这种民众性，就决定了这种事业的力量来源的广泛性。精英民运观是过时的陈腐的。现代世界只有国民普遍地意识到人权民权民生自由平等公正的重要性，并愿意积极争取它们时，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有希望。
中国民运是一大严肃的历史课题，一项严肃的历史任务，一桩严肃的正义事业。它要完成中国社会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因此这个事业的严肃性要求我们每个民主战士，后者更加广义上的异议战士，都必须抛弃吵吵闹闹的孩子气般的幼稚的言行，抛弃目光短浅的急功近利的市侩言行，抛弃狭隘的和懦弱的商业主义的言行，抛弃盲目蛮干的冒险主义，抛弃闭门造车的单干主义，抛弃违背宽容和解合作的山头宗派主义。
幼稚的，蛮干的，单干的，市侩的，自私的，狭隘的，宗派的意识思想和行为，绝对不足以完成这桩严肃的中国民运事业。
为什么中国民运事业有无比的高难度的特性呢？正如你所说的，来自于官僚阶级的极端的保守性，来自于民众的异常的落后性，来自于我们民运阵营的每个人身上的或多或少的劣根性，以及民运整体的策略的不当，就造成了中国民运很难一时成功的高难度的性质。目前经过数十年的反效率的专制制度的危害，中国社会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哪个层面，都是病夫般的状态。加上民运队伍中的劣根性难以根绝，社会在阶层上的，观念上的的急速分化，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剧烈的冲突，等等，必然造成未来的民主社会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中国民运事业的高难度性。
现在我要谈谈你来信中询问的有关于签名批评刘青先生的事情和署名杨天水的“特务发言的自相矛盾”的文章了。
第一。关于你说的围攻刘青的事情
任先生畹町兄，是我很敬重的老将。他的热情，毅力，勇气和理论水准，都是异常罕见的。他曾经发送几个邮件，征求我签名。但是我只签了一个关于调查吴宏达先生资金使用的邮件。关于刘青先生那件，我没有同意。只是说了这样的意思：中国很大，何必谈改组，你可以牵头在大陆组建人权观察或者组织。条条道路通向罗马嘛。
关于刘青先生，我的看法和你的接近。２００３年春天，我执笔写了三篇文章，以张玉祥先生的名义发表，其中＜我们不是推翻者我们是推动者＞一文里，有我这样的见解－“首先，我要感谢以刘青先生为首的中国人权组织以及其他朋友，在我和我的朋友杨天水等等于苦难的监狱岁月里，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援助和充满深情厚意的物质帮助。这种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牢狱生涯中……”（复制自www.google.com)。
刘青先生是勇敢仗义的，是认真负责的。当年他勇敢地将魏先生的受审情况和事实真相公布到国外，为此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出国后，大力救援国内的受难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这是他的勇敢仗义之处；出国以后，孜孜不倦地建立中国人权组织的系统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搜集国内人权个案，在海外奔走呼号，这是他的认真负责之处。他是民运的一个了不起的领袖。
不过，他排斥中国民主党人，排斥卢四卿，我也是不能认同的。
那么任刘二位先生的问题都不是人品的问题，而是个性的问题。他们二人都有偏狭的一面。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心灵上的视野上的关系上的，最后是影响事业上的拓展。
我们非常希望民运的领袖们能够继续拓展他们的心胸，进而拓展他们的人际，最后和睦共举，齐心协力，领导并推动中国的民运事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思考：在影响民众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即是领袖，又是学生；在和同道互动中，我们每个人要甘当配角，不要或者少考虑个人的名位得失，每个同道的成功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功，而他们的失败就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失败。
我们众多的朋友，在面对漫长苦难的牢狱危难，面对冷酷无情的政治迫害，面对异常拖麓植诘奈镏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