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蒋彦永医生。我想向他高声道谢，感谢他向人大和政协提出了分量极重、非同寻常的建议。可是电话不通。也许因为我没有打电话的权利，也许因为蒋医生没有接我的电话的权利，---我不知道。
此时此刻，我也想起了人大的正副委员长们和政协的正副主席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人权充分不充分，不知道他们中间哪几位才有权读得到蒋医生寄给他们的信的原文；不知道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有权用自己的笔，给蒋医生写一封回信，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赵紫阳先生。二十多年前，他和大家一起，披荆斩棘，开辟了经济改革之路，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初步方案。接着是1989年，他拒绝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力主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因此受到民众敬重，也因此被官方剥夺了公民权利。他有权打电话、接电话吗？有权不经监视者同意自行和亲友见面吗？有权到街头散步吗？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在中国人权最糟的时候，人们尚且有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赵紫阳现在有吗？此时此刻，赵紫阳先生的人权在哪里？请注意，现在正当我国人权"最好"的时候！
中国特色真是不可思议。我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被押进监狱的，两年后才由公安机关补办了一个"依法逮捕"的手续 。1989年，国务院在向人大常委所作的关于"平暴"报告中列举的关于鲍彤的各项罪行，都是国务院捏造的；在侦查和审讯过程中，检察院和法院非但不能"证实"这些指控，而且不敢重提这些谎言。这就足以证明：以李鹏为总理的国务院，欺骗了人大常委，诬告了公民鲍彤。（这件事说来话长。）后来，"刑满释放" ，我出狱了，至今八年。第一年，党和政府公然指示公安机关把我非法软禁了十一个月。接下来的七年，我被允许回家了，但七年如一日，一直受监视。直接执行夜以继日的监视任务的，至少有二十多位国家公务员，他们身强力壮，装备精良，举止有礼，但也有 "动手" 的纪录。那天，我们进城，这些自称"代表政府"、 "代表党" 的人，通过步话机请示，根据上级的命令，先把我七十岁的有心脏病的妻子推倒在地，接着将我一人塞进他们车中，扬长而去，拉回城外。我向派出所、公安局、公安部、国务院、以及国家主席江泽民报警。他们有权四年保持沉默，我的控诉石沉大海，也许因为四年前的中国人权尚未到达"最好时期"。现在好了，四年后的今天，"人大"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条款载入宪法，但是恰恰从本届"人大"开始，作为中国公民，我又失去了打电话、上互联网、与社会交流的权利。这是什么？这是开倒车。我的人权状况，2004年比2003年更糟（2003年开"人大" ，我可以通电话，可以上网），甚至比1998、1999年更糟（那些年头，在"人大"开会期间，虽然我家电话和网络照例被卡断，但会议结束后，通话和上网总能立即恢复正常）。现在"人大"老早已经大功告成，我家的电话和电脑依旧形同虚设。打电话和上网，同看报、听广播、进图书馆、上公共食堂、坐地铁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政府机关应该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方便，不应该对任何公民设置障碍。有计划有领导地和一部分公民过不去，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叫"以民为本"吗？算得上处在人权"最好"时期吗？能同WTO接轨吗？办得好奥运会吗？为了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人权，不惜给宪法和国家抹黑。我知道，我只是许许多多受到这种非法剥夺待遇的人中间的一个。这种事情，我但愿这样去理解：想必是有人"背着"党和政府做的，想必不是"代表 "党和政府做的---你听，党的喉舌正在遍告全世界：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最好"的时候……。
官权（党权）和民权不是一回事。在中国，民权经常是受官权侵害和蹂躏的对象。民权扫地，往往由于官府的权力恶性膨胀。官府的自我感觉"好"，人权状况未必"好" 。
中国的人权状况，应该由成年累月在漫漫上访路上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奔走的"上访者"们判断；应该由因揭露官场腐败而被判"犯罪"的律师们判断；应该由因维护公民权而锒铛入狱的公民们判断；应该由狱中的政治犯、言论犯、思想犯和在狱外受当局非法软禁和折磨的"异议人士"判断；应该由天安门受难者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妻子来判断。
(亚洲自由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