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问题多多。
问题1，众所周知，解决中外语言信息交流问题，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号令全体市民都学英语，无异于是在把语言交流负担全部让中国人北京人自己扛。显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北京人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算的。比较公正的做法是，谁需要服务，谁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也就是说，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需要语言翻译服务，那么他们就应当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试问有哪个国家政府发出过“全民学中文”的号令？）。
问题2，从文化交流的对等性来说，应该鼓励来北京来中国的外国人多学汉语。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学一种语言，也就是在认识、了解、熟悉一种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外国人更多地认识、了解中国文化，就应当引导他们多学习汉语和中文，而不能仅仅是让中国人学外语。
问题3，号令“全民学英语”实际上属于政府越权行为和扰民行为，因为学不学外语乃是国民、市民自己的权利，而不能由政府来规定。事实上，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北京市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政府官员的观念太陈旧。在这些官员的眼中，百姓的劳动和付出是无价的无偿的，可以由政府随意使用，包括用搞运动的方式来驱使民众去做他们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更有甚者，这些官员还把这种驱使民众迎合外国人的行为美其名曰好客。
问题4，“全民学英语”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浪费人力智力资源的人海战术，实属劳民伤财的行政方式。其一是高投入低产出，因为许多人并不适合学英语，许多人并不需要学英语，这方面的投入是没有什么回报的。其二是动用全体市民的资源为外国人提供无偿的服务，实际上是放掉了高科技新产品的大量商机，并剥夺了部分市民的就业机会。
问题5，事实上，试图通过“全民学英语”来解决外国人在北京的语言障碍，是一种相当愚笨的方法，也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观念。在信息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有许多办法和高科技解决方案可供选择。
其一，研发轻便语言翻译机（可提供多种语言翻译服务），特别是针对奥运活动开发的专用翻译机，以及针对国外游客逛北京开发专用翻译机；让来北京的外国游客人手一机，既方便，同时又显示出中国人的高科技水平。
其二，研发在北京专用的问路问事手机和呼机，设立外国人问路、问事服务中心，这样花费不多，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语言翻译服务问题（包括多种语言翻译服务），同时也推销了国产手机，宣扬了国货名牌。
其三，可以考虑在大饭店和繁华路口设置投币式或者刷卡式电脑问路问事机，外国人只需输入本国文字或说本国语言提出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从电脑打字机得到中外文对照的答案。显然，这符合谁需要就由谁付账的基本原则。
其四，在大饭店和主要路口，以及各旅游观光景点，设立语言翻译服务处，向外国人提供临时性机动性的有偿翻译服务；翻译人员可以向社会招聘，这也是增加北京市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就业机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当然有关部门要对上述翻译人员的收费和服务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
其五，与此同时，政府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市民自愿学外语（不仅限于英语，而应当包括联合国使用的五种工作语言，或者更多一些），鼓励有条件的市民（包括在北京的外国人）自愿提供无偿语言翻译服务。
在两会期间曾有代表提交“全民学英语”的提案，为此笔者撰写了《全民学英语有必要吗》一文。让笔者没有估计到的是，北京市政府官员居然也如此轻率地推行起“全民学英语”的市策，这样的行政决策方式，难道不需要认真地反思吗？
